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开局良好，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成绩显著。加大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构建积极的社会政策及公共财政体系，是解决社会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性要件。
   
　　一、和谐社会构建开局良好，社会发展成绩显著
   
　　总体来看，2006年我国的和谐社会构建开局不错，社会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党和政府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友好环境、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等科学理念愈益深入人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显著，社会保障政策及社会投入开始向城乡全体居民覆盖，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民间社会组织有所发展，困难群体的权益保护愈益受到重视，社会治安有所改善。
   
　　1、采取措施，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06年，为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各级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惠民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多予少取”财政措施。譬如，提高了就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建立并完善了防止企业恶意拖欠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工资的政策法规，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公务员职务、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平等。为逐步建立和健全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在内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国企收益”转到社保基金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各地挪用社保基金的大案得到了严厉的查处。二是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强化保险基金统筹部分征缴。三是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发展迅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起步也较快。四是更加关注特殊群体。如《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标志着农民工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一高度。
   
　　3、重视“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有所提高，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加大。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建设较快。农村扶贫项目也有明显增加。各级政府用于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福利等资源增速明显。全年中央新增加的教育支出70%用于农村教育。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村民自治稳步推进。
   
　　4、城市社区建设的深度与广度有所拓展，民间社会组织有所发展。2006年，民政、卫生、教育、司法及工青妇对社区建设的力量投入继续加大，社区的体育、文化、社会服务等公共设施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普遍建立起来，社区居民的生活愈益方便，社区福利水平明显改善。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民间社会组织数量有所增长。
   
　　5、社会综合治理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有所改善。社会治安形势继续好转，1－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334.6万起，同比下降11.2%。国家环保总局严抓环境污染事件，对数十家污染大户及部分地区政府领导立案查处。违反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等案件的曝光率、查处率明显增加。城乡居民的安全感有所提升。
   
　　二、焦点性的社会问题仍然不少，解决的难度不小
   
　　2006年我国的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单位化社会体制进一步解体的背景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社会转型的加剧，城乡人口流动持续加大，蕴涵着社会平等的医疗、教育、住房及贫富差距、就业和环境污染等仍然成为焦点性的社会风险问题。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1、社会分层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心态微妙。虽然我国城乡居民在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速明显，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2006年，20%最高收入的人口与最低收入者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8倍左右。用于测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连年攀升，即使保守测算的话，2006年也已达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
   
　　2、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投入不足，医疗保障问题和教育问题尤为突出。去年，“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已经成为老百姓关注的首要问题。究其原因，一是目前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还很有限，水平还较低，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缺乏保障；二是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财政投入明显不足，过分注重医疗资源的市场化，而且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三是公立医疗机构过分追求自身利益，导致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医患矛盾也较为突出。
   
　　3、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养老保险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普遍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像上海市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9.6%。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险还存在着统筹层次过低、转移保险账户非常困难等一系列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此外，全国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的床位极其匮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机构养老需求。
   
　　4、单位体制以外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组织化程度愈益降低。去年，仅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就已经达到1.8亿。如果加上城市的个体劳动者、失业与下岗人员、失学的青少年、流浪儿童以及各类刑释解教人员和其他边缘人群，那么，非组织化的人群数量极其庞大。
   
　　三、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加大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无庸置疑，目前我们在面对因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有效的手段还很缺乏。要看到，加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力度，建设积极的公共财政体系和社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发展社会工作机构以提升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是有效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性要件。
   
　　首先，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切实转变自己的社会职能。目前，我国社会体制问题的核心仍然是“政社不分”，政府的角色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官员仍旧习惯于、热衷于对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本应由民间社会组织自治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角色却没有很好到位，像医疗、教育、社会养老等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角色不到位的反映。
   
　　其次，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应积极构建“政社分开与合作”的新社会体制。党和政府有必要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力量，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合法的民间社会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对非营利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社会服务、社会帮教和社会管理，可根据“寓服务于管理”的理念，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委托服务的模式，尽可能交给各类社会组织去开展。这样，既可以通过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来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全社会的团结，又可在提升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效益的前提下降低投入的成本。
   
　　第三，积极构建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与社会政策。总的来看，各级政府目前对“公共财政”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财政的吃饭部分和经济项目的部分还过大，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预算和支出的比例还较低。而且，政府预算还习惯于拨付给官办的服务机构，不会或不愿意向体制外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因此在新的一年里，政府应花大力气营造全民参与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预算，另一方面要学习和推广购买服务、委托服务的模式。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