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广东省实现GDP25968.55亿元，增长率为14.1％，人均GDP28077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达3509美元。而2005年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至10725美元之间，显然，根据这个通行标准，整个广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而且，近年来，广东省和广州市还参考了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三套标准而制定了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信息化综合指数、平均预期寿命、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社会保险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数和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0项指标的现代化评价体系；除了社会保险参保率和环境综合指数外，其他指数基本上都已经达标，这体现了广东省近年来“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事实上，所得的增长必然会改变人们的需求状况，从而为政府转变其工作重心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加强环境保护以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

　　GDP是基于个人价值的加总，但却不能直接反映社会财富，相反，社会财富甚至会因私人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譬如，从个人角度而言，装防盗铃、防盗窗、防盗门乃至闭路电视摄像机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这对社会却并没有价值。而且，正是基于个人价值的考量，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主要是影响子孙后代而不是当代人们的福利，即GDP指标体系没有考虑未来人们的福利。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就强调“要做好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省长黄华华也把“探索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缩小收入差距以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当人们的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一定限度时，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和谐、安宁。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地区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就不能仅仅关注人均GDP这个数字，而是要关注收入的分配状况。然而，尽管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十多年期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统计，资本收益约占我国GDP的40%，而劳动工资收入则仅占21%；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以上，高的达到60%。一方面，就外来工而言，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在600多元，而且，这些人大多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可以分享的公共福利也非常少。另一方面，就城市居民而言，由于房价、油价的上涨，以致城市中有50%多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或者中下层；也由于近年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市市民并深受住房、安全和就业等问题的困扰，有调查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就强于城镇居民。从广东省的情况来看，广东省的人口构成非常复杂，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更需要政府的智慧。

　　增加公共品供给以适应人们需求变化

　　一般来说，在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私人消费的增加已不再是提高个人福利的主要方面，而对环保、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发达状态时，对那些基本公共事业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些公共品的提供正是政府的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GDP的增长使得政府的职能面临着一种转换，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一个“私人丰裕和公共贫困共存的社会”；当然，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不断增大，又意味着税收的增加，特别是要提高累进税。其实，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创造财富，而累进税制会破坏激励机制；但是，只要征税是有效率的而支出又是合理的，税收的增加就不会给消费者造成超额负担。一方面，当税收用在公共支出上时，会对超额负担产生相反的作用，从而能够抵消这个超额负担；另一方面，把私人消费转移成为公共开支往往可以在不减少私人快乐的前提下，通过把公共支出用在环保、基础研究、教育等方面而提高人们的快乐和生活品质。

　　关注民生问题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尽管主流经济学探讨福利时常用GDP来衡量，但GDP仅仅是对那些可量化的因素进行统计，而人们的很多福利是难以量化的；究其原因在于，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即使经济增长很高，快乐也不见得高。对普通百姓来说，能获得满意的生活质量要比GDP数字有意义得多；例如，一些调查资料也显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所得、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例如，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2006年所作的调查中，就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率等12个方面合起来进行客观评估，结果发现它与这些市民的主观评估之间存在很大反差。其实，尽管广东省和广州市构建的10项现代化指标已经基本达到或接近了，但是城市居民眼中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却依次是房价、治安和就业。

　　建立指标体系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既然快乐是主观的，那么，是否就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呢？其实，在更好的衡量方法出现之前，即使希望有一些客观指标，也必须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例如，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就不仅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出口依存度等经济指标，还包括刑事案件数、医疗资源、商业服务、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指标，教育经费比重、文化支出比重、人均拥有图书数目、人口文盲率、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文化指标，以及其他科技进步、居住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和城市环境等指标。再如，就人的福利而言，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指标就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等95项，而且，研究表明，总体上经济增长对生活质量的作用并不确定且往往可以忽略。近来，我国国家统计局也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显然，这是一个更加人性化、更能体现一地发展实效的指标。

　　总之，GDP跃上一个新台阶显示了广东省朝现代化方向的迈进，同时，它也使得政府职能面临新的转变，它要求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而是注重质的提升，要求关注市场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要求注重应得权利与国民财富的同步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