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指标不仅忽视了没有用来交换的有价值的活动、产品和服务，没有把现代经济所创造的闲暇机会包含进去；而且，它也忽略GDP制造过程中的负的外部性对人的福利造成的危害。

　　■影响福利的很多因素是无法用指标来衡量的，仅仅停留在可量化的指标上是无法真正提高人们福利的。

　　■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要注重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性，特别是要关注社会分配公正问题，要使得人们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增长一起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有关全国、广东省乃至广州市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频传：（1）2006年全国GDP增长率达到10.5%，2006年股市平均涨幅超过130%；在广东2005年末率先突破2万亿GDP门槛后，2006年山东和江苏也挤进了“2万亿GDP俱乐部”。广州市2006年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然而，在我们的心境随着这些捷报而振奋的同时，任何一个清醒者特别是清醒的决策者又不能仅仅陶醉于数字的增长这一直观层次上，而是要进一步思考它背后所隐藏的东西。GDP只是衡量宏观经济的一个指标，只是对一些可量化的经济活动进行统计，不但无法全面衡量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更无法全面反映人们的福利水平。

　　收入与幸福度之间存在严重的倒挂

　　人们经常发现这样的调查结果：经济增长很高，快乐却不见得高。究其原因在于，GDP指标不仅忽视了没有用来交换的有价值的活动、产品和服务，没有把现代经济所创造的闲暇机会包含进去；而且，它也忽略GDP制造过程中的负的外部性对人的福利造成的危害，如污染、资源的耗尽以及人口密集拥挤等形式体现的环境的恶化等。更为甚者，GDP指标体系不仅没有把环境遭受破坏的价值以及经济活动造成的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等因素扣除；而且，还把为保护我们免受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增加的防御性开支也算进了GDP的增长中去。譬如，人们不断增加的对汽车的需求和使用都反映在GDP指标体系里面，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交通事故损失的价值却没从GDP中扣除；而且，建造新道路以缓解拥挤的花费，建造隔音墙保护社区免于新道路上的噪音污染，制造催化整流器以减少污染以及医院为成千上万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进行护理等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却被当作GDP的正增长。

　　而且，大量的调查也表明，所得和快乐的相关性是很低的，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例如，新加坡的人均所得是印度的80多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16倍，但是它们的快乐水平刚好一样，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再如，2006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也发现，收入与幸福度之间存在严重的倒挂，市民收入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幸福度低于收入相对较低的杭州和成都，杭州市民感到最幸福；同时，调查也发现，幸福度与迁入之间存在某种逆向选择，尽管上海和北京的人情幸福度处于倒数位置，但却是人们最希望迁入的两个城市；这实际上反映出过于强调财富和物欲的社会风气对人类行为的扭曲。

　　即使目前倡导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包含了更广的因素，但这种体系依然是建立在可量化的那些因素上，而人的快乐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是心理上的享受；调查资料显示，即使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而若从这些因素再扣除婚姻因素的话，则相关性就更低了。在2006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揭晓的“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结果显示，部分城市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价差异巨大：客观评价远高于主观评价的包括广州、东莞、佛山、深圳、嘉兴、西安、乌鲁木齐等，而主观评价远高于客观评价则有青岛、杭州、桂林、丽江等。

　　可见，影响福利的很多因素是无法用指标来衡量的，仅仅停留在可量化的指标上是无法真正提高人们福利的。譬如，广州市参考了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三套标准而制定了十项指标现代化评价体系：人均GDP5000美元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城市化水平60%以上，信息化综合指数81.5%，平均预期寿命75岁以上，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20%以上，社会保险参保率95%以上，环境综合指数90分以上和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0平方米以上。显然，按照这上述指标，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这些地区居民的真正福利状况又如何呢？据网络公众调查，大中城市中居民眼中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依次是房价、治安和就业，自2002年开始，全国的房价完全不受控制地节节攀升已成为压在工薪阶层心头的巨大负担。

　　政策制定应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总之，由于快乐本身是主观的，流行的GDP根本上无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在更好的衡量方法出现之前，即使希望有一些客观指标，也必须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其实，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指标就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95项；而且，研究表明，这些指标有些随着所得的提高，而另一些则变坏，总体上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作用并不确定且往往可以忽略。自1990年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这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而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据报道，我国国家统计局也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显然，这是一个更加人性化、更能体现一地发展实效的指标。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所有这些指标都不是目的，而仅仅只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正因为人类的进步和福利的提高是我们的根本目标，那么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特别是，近来中央政府正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要注重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性，特别是要关注社会分配公正问题，要使得人们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增长一起发展。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