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年历经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和“非典”的磨难,现已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迎来财政经济的辉煌时期。十年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区政府创造性地激活香港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严守财政纪律,恪守审慎理财原则,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审慎理财百变求生
——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与东亚、东南亚有广泛的经济联系。当亚洲金融危机来临时,香港无法独善其身,受到强劲冲击。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和对香港的有力支持,使香港所经历的急剧的经济逆转与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同时,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财政、金融与贸易政策:在1998—1999年度预算案中宣布一系列优惠政策后,又破例发表“小型预算案”,颁布一整套促进信贷流通、减税减费,以及稳定物业市场的措施。1999年宣布兴建数码港和迪士尼乐园项目。其中,最为突破常规之举是在1998年8月财政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救市,以保卫香港经济的命脉。此外,又推出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推行公务员体制改革;公营部门效益化改革等,并取得较好效果。
到2000年香港经济强劲恢复增长,顺利走出金融危机阴影。2000—2001年度本地生产总值增长10.5%,为1987年以来最大增幅;投资开支扭转1999年的跌势,增长8.8%。失业率从1999年的6.3%,降至2001年1月的4.3%。
——经济实施调整与转型。2001—2004年全球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增长状态,特别是“9·11”事件以后,这种状态进一步恶化,所幸由于内地经济一枝独秀和中央政府的支持,缓解了香港逆境之苦。随着制造业的继续迁移,香港服务业也开始北移。香港不断自我调整与改革,积极推进香港经济转型。其目标是,大力发展高增值的经济活动。选择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业支援服务等几个领域作为转型目标,以期带动其他行业发展,推动整体经济,促进就业。为了支持香港经济转型,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对香港经济的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几个财政年度中,财政预算案关注经济调整与转型,是香港财政史上的一大进步,体现了特区政府逆境自强,百变求生的信心与勇气。
——财政赤字与赤字预算政策。香港自1998年开始编制赤字预算,财政司长唐英年2003年上任时曾计划在2008—2010年消灭财政赤字,但在2005—2006财政年度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经营与综合账目首次同时出现盈余。需要指出,特区政府能妥善处理审慎理财原则与赤字预算的关系,是外向型经济处理财政赤字问题的一个典范。
——经济强劲复苏。2003年第三季出现的“非典”疫情又使香港经济急速逆转,但在全体市民抗击下,随后出现V型反弹。全年生产总值增长3.3%。此外,对外贸易持续强劲。2004年生产总值增长8.1%,2004—2005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宣告:“本港经济经过数年的调整之后,已重回升轨”。
2005年本地生产总值再增长7.3%,2006年生产总值增长6.8%。总就业人数屡创新高,已接近350万。失业率4.4%,为6年来的低位。财政综合盈余551亿元。预算案预期2007-2008年度政府经营性盈余72亿元,综合盈余为254亿港元。
——纾解民困,宽免税收。在经济连续三年增长超预期后,2007-2008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提出一系列宽免税收的措施:49亿元的薪俸税宽免,2.5亿元物业买卖印花税调减,81亿港元退税安排,52亿元的差饷税宽免,以及15亿元的额外社会保障援助,总额达199.5亿元。
借鉴香港经验促进经济发展
香港十年的经济繁荣发展,离不开祖国内地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香港是高度开放、自由度较高的相对自由港,其经济制度(包括财政制度在内),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能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对应。这也是香港经济能够不断克服困难,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与积极的不干预主义。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增长方式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裕的财力。香港回归祖国后,继续采取“积极的不干预主义”经济制度,并有所创新。政府奉行的原则是:1、市场主导经济;2、政府给予市场最大的支持,作出最少的干预;3、审慎理财,量入为出。
所谓市场主导,就是政府不对经济或市场做指导性规划,而是相信投资者和企业家远比政府官员了解市场。政府坚守本位,专注于创造有利于个人和企业创富的环境,而不是越俎代庖,代商家决定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谓最大的支持,是指政府主要提供有利于商业的条件,包括法制、廉洁、高效的公营部门和鼓励公平竞争的环境等“软件”,以及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土地和实体建设。最重要的是消除限制,鼓励公平竞争。例如,开放股票、期货和银行业市场,开放电讯、资讯科技和广播业。
所谓最少干预是唯有在市场失效或者未能对一些明显符合香港整体经济利益的项目作出投资时,政府才会考虑介入市场。建立会展中心,发展地下铁路事业,金融危机时政府出面救市,防止恶意操纵,都是政府干预的例子。
香港“积极的不干预主义”曾被一些学者误读为“你投资我欢迎,你发财我抽税,你跳楼我不管”,以及“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甚至认为只要政府不作为就是市场经济。了解回归十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干预市场的事例,就会明白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多干预还是少干预,而是对干预的需要和时机做出明智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干预是一门艺术。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目标确定后,就应该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适当地干预,使其与市场发展方向相一致。一旦产业形成,就要少干预,让其进入市场公平竞争。
改革开放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或城市应仿效香港发展高端服务业。在“生产要素平均化规律”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服务业将向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低的地区转移。香港以克服金融危机为契机,着力发展物流、金融业等高增值行业。深圳学习香港,开始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发展总部经济,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笔者认为,深圳在产业转型方面借鉴香港经验是成功的。
——审慎的理财原则与财政储备。香港理财原则的核心是量入为出,不让政府开支超越经济增长,不让公营部门多占社会资源,简言之,政府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与民争利。
香港特区政府在赤字预算这一问题上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一旦制定了赤字预算,也会要求在中期预算中取得平衡。另外,充裕的财政储备也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有力工具。
财政储备是财政盈余减去财政赤字之后的累积结余。某一财政年度出现盈余即拨作财政储备,某一财政年度出现赤字,则用财政储备弥补,而不用发行债券或货币。因此财政储备在财政管理中发挥着“蓄水池”的作用。
财政部门是经济综合部门,代表国家利益,我们应该借鉴香港经验,建立财政储备制度,增强财政的综合平衡能力,使国民经济立足于强大的国家财政之上,使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雄厚的财力保障。
——关注民生,让民众享受发展的成果。香港此次减免税费充分体现了“力之所及,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如内地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一律实行定额扣除,未考虑纳税人的具体经济情况,显然过于简单化。借鉴香港做法可考虑对费用扣除作相应调整,细化和充实扣除内容,将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教育、住房、医疗保险等因素考虑进去。另外,在下岗员工再就业培训、减少失业人员、救济城市贫困阶层等方面都要有财政政策的支持。
又例如,在住房问题上,香港并非百分之百地市场化,弱势群体可住廉租房,一旦个人经济条件好转就要搬出,在给市民好处时,还要有严格的监督机制。香港在处理房价高涨这个问题上,主要靠增加土地和房产供应,以平抑需求。而我们似乎在扩大供应方面考虑不多。如果从原材料等其他环节利用税收杠杆鼓励节能产品,房价会进一步降低。对二手房买卖的所得税和开发商的企业所得税,实行累计税率,也会平抑房价。总之,平抑房价政府与开发商都要为民让利,同时应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让群众享受到实惠。
——控制行政开支,实施绩效财政。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财政部门必须树立向纳税人负责的理念。香港财政在这方面堪称典范。2000—2003年香港施行资源增值计划,目的是在不降低公共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降低政府行政开支基数,具体措施是重新设计工作程序,精简机构,重新分配职务;按实际需要调整服务水平;削减各种补贴开支;调整内部人力资源,由内部人员分担工作;将资讯科技管理、电脑系统管理以及办公室的非核心服务交由私营机构提供;节省设备维修费用;节省办公室开支等等。这些措施与我们目前正在研究与准备实施的绩效财政是一致的。因此,应尽快实施绩效财政制度,将目前的预算会计记账方法由现金收付制改为权责发生制,以便真正地考核政府部门的绩与效。
(作者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北京国杰科技开发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