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宝库里的和谐观，十分丰富，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对其内涵进行过反复探讨和表述。《论语·述而》里记叙了有子对其老师孔子思想的描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为美。”虽然这里的“和”原意是指诗与乐的配合，在实际理解中却被长期移用到了社会领域，“和为贵”成为中国人调和人际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遵循。由此化生出的许多致生和谐的准则，例如人际交接尊崇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国家交往强调以德怀远、和平以静，即使是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其最高境界也是“不战以屈人之兵”（《孙子兵法》）。与之同理，用于处世、治世则有中庸之道，《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做人准则是“温柔敦厚”，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治理国家的目标是实现“中和”，所谓“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春秋敏露·循天之道》）。甚至美学的最高境界都是“中和之美”，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些表述，涵盖了从人际交往、国与国关系、人生修养到审美的宽阔范域，归结为人的本质以及事物运行节律的智慧把握——只有“和”才有事物的平稳与有序发展。但“和”不等于“同”，和谐是在不泯灭事物之间区别基础上的共荣共生，即如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
当然，中华文化资源里的和谐理念有其缺陷，在为儒家所用的过程中又被一定程度上扭曲，由此产生了负面，如一团和气，缺少竞争意识，等等。虽然先哲也曾强调：“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但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儒化的社会制度（包括科举制度）的负面危害，却使中华性格里逐渐减少了刚性。熟透了的文明展现的是温文尔雅的美好形象，但“和为贵”的理念也助长了清谈之风，彬彬有礼、诗道治国的儒士们不事生理，过于沉湎在精神陶冶里而缺少物欲动力，聪明才智过多地耗费在空虚处，于是晚近中国与工业和科技进步无缘，落后成为必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更加剧了这种悲剧，于是近代中国沦为了受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羔羊，民众成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传统里需要抛弃的部分。
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真理反压迫的变革实践，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进行的社会革命，使得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了阳刚之气，其结果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挺立在了世界东方。当然，特殊历史时期内以斗争哲学为主导的矫枉过正以及前进中的错误，一定程度上也使我们脱离了和谐的文化传统。反孔、反礼教负面以及“文革”扭曲了人的心理，一些维护社会正常道德根基的东西被否定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颇有人生哲理意蕴的书，在“左”的环境中也受到了批判。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的开辟一度也未能遏止住物质欲望超越社会的和谐界域，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观无论优劣都在时代的强力挑战面前风化。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和平发展的中国不能缺少传统精神的支撑，脱离文化积淀的趋势必然会引起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排除掉弊端以后，我们就能尊重和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和谐资源。儒家伦理里有着许多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的精华意蕴，例如它要求按序列正确处理好人生与社会问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体的道德完善开始，然后建构起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这是符合人与家庭以及社会的本质关系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利益调整、位置转化，因而需要调和各种矛盾与需求，儒家强调仁爱、克己让人、温良恭俭让的操守在这里就发挥了作用，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尤其处于人口压力巨大而资源匮乏的环境，我们必须正确解决好共生问题，实现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维护友爱与诚信，建立起人际关系的和谐之美。周来祥先生曾从事物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美在和谐”，费孝通先生曾把和谐之美归纳为精辟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都极富启发意义。
于是，传统和谐观的精义被再次交付给时代来品味。我们追求的是发展中的和谐，它既不是小国寡民的“自闭”式和谐，也不是世外桃源的幻想式和谐，更不是泯灭是非的和事佬式和谐。身处逆境和反抗压迫时我们提倡奋斗精神与斗争精神，在和平发展时期我们需要提倡和谐。我们要在竞争中进步，在和谐中发展，以和谐理念相调剂，走中国传统理想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之路，塑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这是新形势下更高层次发展观和幸福观的体现，是保持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始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英明的战略决策。
（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