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案例的厘定本身就是个问题。中央不可能到处派人去具体丈量土地，具体界定项目的合法与违法，这些硬条条都要靠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去落实。尽管平时不同部门的工作或有冲突，但是对于维系一方的和谐，却可能形成一致对外的阵势。毕竟人事任免权与考评权是在省市县政府。河南某县执法部门查处招商违法用地，还没有到达实处，自己却已经被县领导严肃处分了。

    每届政府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总有合理的解释。对上一届政府的烂摊子，也不见得都可以折腾出来抖一抖，即便一把手是被免职的，也可能七拐八拐，众多头绪可能把体制中许多人都牵扯进去。所以每一届政府毫不例外地向前看，创造新概念，形成新的热点。至于上一届的热点没有延续所造成的浪费，最多可以用花钱买教训或迎接新变化来作说明。

    同违法用地的厘定困难一样，违法用地处理的难度一点都不低。工厂正在生产，摩天大楼已经开始办公，高高的住宅楼已经傲然而立，推倒重来绝无可能，惟有罚款了事。而与既得的大利益比较起来，罚款数额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大城市北京、上海，还是小县城、乡镇，土地以租代征，已经蔚然成风。中国许多县镇的工业化，都是这样搞起来的。农民实际上用廉价的土地出租，引来投资者办厂，招募了远近乡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保护生产能力，保护人民福利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理由。

    所有这些表明，在现有框架内，行政命令可以短时奏效，但是作用有限，毕竟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任命体制。当乌纱帽有危险时，肯定保乌纱帽为先。但是，一旦风声过去，旧话还是会重提。故此，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决心把问题梳理清楚，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和流程建设。

    实行土地新政，必得调整当下这种独重开发商的体制，让科学发展观统帅城市建设，使最终投资者可以方便直接地获得建设土地，需要城市建设地块的控制性详规非常具体，所有地下基础设施都必须铺设完备，方可以拿到图纸就能建房。而这一种城市建设的基础工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新体制要有新的生长点。为树立规划的公权地位，可以考虑在政府行政系统外面的城市人大，设立一个由内外精英组成的城市规划委员会，由城市外部独立委员占多数席位，这或许有助于突破中国目前城市政府任期视野的困境。委员会负责制定和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任何一个建设项目，都要符合规划细则，任何一个新建项目，都要获得土地使用者的完全同意。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长征中，推进这个过程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们用2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城市化过程。然而，城市化过程中的许多体制和流程，确实只有通过足够的教训才能体会得到。现在我们品尝到了城市化大跃进的苦果，痛感稀缺的资源再也经不起 “挖了建，建了挖”的折腾，说明我们开始进入直面现实转型的过程。这是一次建设和谐社会的长征，只要我们果断开始，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

　　（来源：《上海证券报》）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