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两大重要支撑力量在于：物质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在物质基础方面，公共财富与个人财富的关系、穷人与富人的关系是财富分配和谐与否的主要表现。而如何看待财富分配方面的公平、和谐，如何决策财富分配政策，是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物质基础和核心价值观互为倚重，又互相促进。

　　进入现代社会，各国普遍在寻求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和谐社会关系。在出现道德沦丧等极端现象的同时，富人无私奉献的道德经典故事也一再演绎：比尔·盖茨、巴菲特把自己的财产悉数捐给慈善事业，我国香港地区的巨富李嘉诚先生也是如此奉献自己名下的财富。笔者信奉这样一点：人类道德运行的轨道，与哲学上关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相一致，是螺旋式上升的。掌握财富的先进者们悟出并实践“为富并且为仁”这一人生真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很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会伴随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构成变化、文化更加多元化等问题，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对此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经济发展放慢、波动甚至停滞。我国在2003年即迈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而因分配制度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体制性弊端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变得突出起来。建立起和谐的贫富关系，将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今年5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即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降低效率的分量。

　　笔者认为，判断贫富差异以及公平与否，至少要“三看”：一看决定差异的原因是否属于制度型，二看是否属于竞争型，三看是否属于代价型。如果一项决定资源分配的制度把某一特定的人群排除在外，从而造成这部分人群遭受利益损失，就属于制度型不公。比如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如果在同样的劳动政策下，不同的人因教育、天资、个人能力等的差异，从事相同的劳动但收入有差异，则属于竞争型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分配上的争议，则应当按照合同条款来衡量。代价型公平指的是，在A制度下，人们按财富数量排队相对“稳定”，但财富总量增加缓慢甚至递减；而改为B制度后，财富总量大幅度增加，多数个人的财富也增加，但人们原先的排队次序被打乱，差距也拉大。在总体和各自收入都提高基础上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必要的代价。

　　基于以上分析，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差距是永远不能避免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差距、如何调控贫富比例、如何对矛盾分类以及如何化解矛盾。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首先应当依据实际完善公平的税收和公共财政政策。对高收入者、垄断性行业、奢侈性消费要多征税；对服务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类产业，要适度少征税；对农业人口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要减征或免征税。在财政支出上，要确保城乡平衡，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平等的分配给全体人民。“公平财政”、“法治财政”是协调贫富关系的第一个台阶。

　　在全体社会成员比较平等地分享公共财政基础上，个人财富的多寡主要看是否合法取得和合法使用。只要收入是合法的，同时依据税法纳税了，那么，拥有财富的人理应受到尊重――这应当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公共财政调节之后合法竞争，是第二级台阶。

　　中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可以作为我们社会主流财富观的最好诠释。大家都尊重合法致富，摒弃“为富必不仁”或者“马不吃夜草不肥”的陈旧观念，加快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价值观条件才能够具备。

    （来源：《国际金融报》 2006-11-20 第02版)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