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制约，显示出与世界经济的一些磨擦。以和平的方式突破这些约束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缓解中国与国际社会磨擦的需要。中国的选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来突破发展的约束，寻求可持续发展，从而寻求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各国的和谐与共赢，并确保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顺利推进。

    半个多世纪来，亚太经社会始终以全球性的经济或社会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此次上海会议的主题为“加强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合作日益为各国所关注。作为此次会议承办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发展区域合作，实现各国共赢。在中国明确提出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今天，亚太经社会年会在上海召开具有特殊的意义。

    “和平崛起”是中国在自身迅速崛起进程中寻求世界共赢的道路与目标，是中国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关系的长期战略，也是中国在世界上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表现。

    在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制约，显示出与世界经济的一些磨擦。以和平的方式突破这些约束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缓解中国与国际社会磨擦的需要。中国的选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来突破发展的约束，寻求可持续发展，从而寻求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各国的和谐与共赢，并确保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顺利推进。

    以科技进步与结构提升突破资源约束

    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中，经济上要突破的第一个约束是资源约束，其中包括各种原材料、能源与环境约束。13亿人口并且在本世纪中将达到16亿人口的中国，发展的巨大难题不仅在于摆脱贫困任务本身的艰巨，而且还在于完成这一任务所受约束条件之严峻。各种自然资源、石油等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富裕的大国，其自身资源拥有的水平甚至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都已经开始显示出矛盾，更难以满足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加的石油进口也是不断增长的对外依赖，从而使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难以避免发达国家当年的道路，特别是由于强烈的脱贫需求，加上跨国公司的传统产业转移，更加重了对中国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压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一个新的强国崛起的历史契机。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德国和美国的崛起，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日本的崛起，都是因为利用了生产力革命性变革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中，知识经济将取代制造经济而占主导地位，信息化将超越工业化而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将取代制造业而占主体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将取代重化工业占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只有认识产业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变革，并且能在这场变革中走到前列，才能获得历史机遇，真正实现历史性的崛起。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这些年中，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利用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并把接受这种转移作为我国发展的一个战略基点，今天应当进行战略提升。如果我们始终把利用转移作为发展的战略，那么我们就将永远处于世界产业分工的底层，就不可能直接获得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最大利益，发展起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不可能实现在这场科技革命中的崛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如何抓住这场科技革命机遇，从而既实现真正更快的崛起，又缓解与世界的资源矛盾。

    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要义之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杜绝浪费，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缓和传统经济结构的资源约束。要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改变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点，以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改变其高消耗特点。要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经济结构。

    持续扩大内需突破市场约束

    中国的发展与外部的另一个矛盾是市场竞争。由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基本集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制造业中，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形成了显著的竞争关系，中国劳动力的优质廉价对一些国家劳动力形成了一定压力。中国的一系列产品已经位居世界产量第一，继续现行的发展格局虽然不会马上受到国际市场容量的约束，却会增大与其他相似水平与结构国家之间的磨擦。中国无意在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却又不得不面对其他国家同样的发展需求。

    持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支持经济增长，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又一要义。科学发展观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要点，对完善国内经济结构提升内需具有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的基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既缓和中国自身高速发展中的矛盾，也将缓和与世界市场的矛盾。

    用好国内资金突破资本约束

    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经济上要突破的第三项约束是，能否为本国的长期持续发展解决巨大的资本供给问题。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以突破迅速崛起中的资本约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又一要义。

    20多年来持续大量引进外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前一、二位的资本流入国，并且在今后的几年中仍将维持这样的高水平。“资本黑洞”成为世界的一个担忧，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比较担心对他们的影响。解决“超大规模发展”中的资本供给问题，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向世界阐明中国发展“共赢”可能与意义的需要。

    充分发挥国内储蓄的作用，以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是突破资金约束的基本战略。中国不会改变发展的开放政策，不会停止已承诺的外资市场准入，也不会从国际市场退回到国内来。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随着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资的需求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随着国内市场体制的完善和投资机制的成熟，国内资金将日益成为支撑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的25年里中国国内的资金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加快国内金融改革过程将使投资机制逐步完善，使庞大的居民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过去企业制度方面的原因也使国内资金进行投资没有外资投入有利：外资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待遇，而国内资本却没有同等待遇，就阻碍了国内资本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对非法资本外逃的控制和继续增长着的居民储蓄的有效使用，将为中国的未来增长提供巨大支撑。中国将不断扩大开放，但对外资的需求却不会同增长速度一样同比例增长。因此，对世界市场资本需求的压力并不会与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增长同步提高。

    因此，中国强调利用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既是自身发展模式的进步，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与寻求共赢的表现。

    开发人力资源突破人口数量约束

    中国正在承受着的各种压力中，人口多是最大的压力。由于人口众多，虽然具有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但同时形成了对世界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竞争压力，并使自己处于经济结构的低水平分工地位。如果继续目前的发展模式，占世界22%人口的国家全面走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自然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市场的供给格局，劳动力导致低成本形成对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也是必然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以提高产业结构，从而多层次地参与国际分工，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又一要义。

    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说，中国的劳动力属于“无限供给”，大量的低技能的失业人口、新增劳动力和从农村中不断流出的劳动力构成了这种供给状态。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基本现代化，完成城市化过程之前，这将是一个基本局面。廉价中国产品大量涌向世界市场的基础就在于中国的这种劳动力供给。因此，中国的战略在于提升中国劳动力的结构素质，使中国可能在多层次上参与国际的互补性分工，不但获得分工的更大利益，而且获得外部市场的更大空间。换言之，我们不应当把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作为一个长期战略。这样的战略长期推行不仅将增强国际市场磨擦，而且从发达国家的标准看，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且在崛起过程中增大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反过来影响和平崛起的进程。

    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对中国具有多重意义的课题。既是如何解决庞大的人口压力，从而在发展战略上形成对世界强大竞争影响的问题，也是如何提升人口素质，从而实现自身发展中结构优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在一起。

    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此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现代服务业和软件开发既可以吸收大量优质劳动力，又能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且有日益扩大的市场趋势。要开发多样性的人才，包括科技、经济管理、市场战略等方面的人才，因为知识经济条件下产品的迅速进步和升级换代使市场经营性人才与科技开发性人才同样重要。要开发创新型的人才，因为知识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产品的快速更新是这种经济的主要特征。只有存在大量创新型的人才，我国才能在发展知识经济中赶上发达国家。要开发具有战略观的人才，因为迅速增强国力的新发展道路需要进行大量的经济技术方面的战略探索。要以开放型的人才管理体制吸收各类人才，也要形成政府与市场在人才培育上的不同分工体制，从而以人才强国战略支撑中国的和平崛起。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