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坚持科学发展，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这可以说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本国策。我国的和平发展，就是把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联结起来，在实现自身安全、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积极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眼下有种说法：“中国今天讲和平发展是为了韬光养晦，明天真正强大了就会变换腔调说话了”。出现这样的议论，应当说不足为怪。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走向崛起，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震动。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巨龙”，我国的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蓬勃上升，世界上有些人对中国的未来角色抱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乃至戒惧，也是情理中事。其中，除了少数势力是出自骨子里仇华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之路，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或者韬略之术，而是基于自身国情的必然选择，基于当今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

　　人们知道，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无不根植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一核心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三大理念与追求；当代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与这些理念与追求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

　　一是贵和慎战。中国上古时代的典籍《周易》和《尚书》，就主张“亲睦九族”，“协和万邦”。儒家始祖孔子，更是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他一生倡导的“仁”和“礼”，最终是为使国家和社会生活达到“和”的境界。我国古代先哲们奠立的这一理念，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表现为讲求“布恩信，怀远人”，实行“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慎用战争暴力这种“凶器”。孙子就反对穷兵黩武，强调“伐谋”、“伐交”，不得已而“伐兵”时也要行“仁义之师”。几千年历史沧桑，中华民族崇和尚睦、从不惧战而又从不轻易言战的品格历久弥坚，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善邻惠邻的睦邻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续与光大。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在军控领域忠实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在东海油气问题上努力通过磋商方式解决中日争端，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是兼爱交利。孔子主张 “天下归仁”，墨子倡导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孟子推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交相利，兼相爱”的人文传统，素以亲仁善邻、“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为道德。秉承这一传统精神，当代中国把互利共赢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为准则。在安全领域，我们一贯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增进世界和地区各国的普遍安全。在处理边界划分、资源归属等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当事方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互谅互让解决争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经贸领域，我们始终坚持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从不嫁祸他人。海内外评估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本世纪头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3％；2001年12月至2005年9月，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仅2004年就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我国在抗击亚洲金融风暴、战胜非典、救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减免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债务等事件和问题上的表现，国际社会更是有口皆碑。

　　三是包容兼蓄。中华文化所倡扬的“和合”，是“和而不同”的“和合”。不同的万物相互兼容，像“海纳百川”那样“有容乃大”，才能达到世间和谐。中国人从来没有异教的概念，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宗教战争。这种以兼容致和谐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今的和平发展中又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在国际生活中，我们不赞成以我划线，坚持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国家相互尊重，彼此借鉴，一道推动文明进步。在对外开放中，我们注重学习别人优长，汲取各国经验。在国内爱国主义教育上，我们始终教育广大群众把真正的爱国主义同褊狭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以良好的国民素质维护国家形象。和谐共处才能共享机遇，互信合作才能战胜挑战。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我们就是按这种理念行事的。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各异是事实，但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是事实。中国并不谋求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始终主张双方求同存异，并为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尽到自己的努力。事实上，只要双方都能努力扩大共同点，通过平等对话处理分歧点，就一定能逐步增进战略互信。

　　上述考察，可以清楚看到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合”精神的现实活力。“中国威胁论”的错误，首先错在沿用以往国际政治学那套“一山不容二虎”的丛林法则看待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不晓得“你得即我失”的旧式“零合”思维观念如今已应让位给互利共赢的“非零合”竞争理念。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正在见证并将继续见证这样一个中国：它既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既谋求实现自身富强，同时又坚持互利互惠，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既坚持本国特色，同时又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促进多元文明共同进步；既不断融入国际体系，同时又遵守公认的行为准则，不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强行改变现行世界秩序；在国际竞争中既注重维护本国的权益，同时又不搞损人利己，坚持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分歧争端。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认同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的发展壮大带来的是利多而不是损害，是和平、和谐而不是威胁与冲突。

　　来源：《学习时报》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