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与广州日报理论部于7月30日联合举办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与会者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畅谈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体会及继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思路。以下是部分与会者的观点摘要。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张江明（原广东省社科联主席）：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包括丰富的内容，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从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是第一阶段。由于他们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只能作些预见、预测和估计，需要后人去继承、完善、改正和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至理名言。

　　列宁、毛泽东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走过70多年的曲折过程，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邓小平把科学社会主义从取得革命胜利推进到建设的成功，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决列宁和毛泽东还未完全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第三阶段，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梁渭雄（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创造了、留下了最可宝贵的财富———邓小平理论。我们在纪念小平同志的时候，特别要珍惜这一份最可宝贵的财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经历过两个阶段，产生了两次飞跃。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可以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最近概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都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历史条件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来的新思想、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都作出了新的贡献，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为继承、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成果，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张先贤（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所处的地位都改变了，党还要不要接受监督？邓小平在1957年4月就作了肯定的回答：“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对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从监督的主体来说，主要是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三个方面。党的监督虽然是最直接的监督，但是邓小平强调“要扩大”第二、第三方面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要善于倾听党内外意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会好一些。”在民主监督前提下按程序进行民主决策，就能集思广益，避免重大决策失误，使党的重大决策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增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和力量。

　　干好事业关键在党

　　刘歌德（中山大学教授）：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关键在党”的思想：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党。党必须坚持三条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

　　刘景泉（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邓小平不仅阐明了发展的战略意义，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的发展。”我国近年来不断改善人口、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不断调整生产结构，就是通过改革不断地自我完善社会发展的机制。

　　改革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动力。近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有飞跃发展，就是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动力。

　　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

　　余少波（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上的创新性是非常突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些内容新颖、含意精髓的观点，干部与老百姓几乎都耳熟能详。

　　邓小平之所以能用新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立足实践，为了人民。正是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他才敢于从党的正反面经验中汲取教训，纠正错误，获得新知、真知；第三，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他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从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重视政策与制度研究

　　王培林（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

　　求实、“管用”、立足于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是邓小平理论区别于其它概念化、逻辑化理论形态的一大特色，也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区别于其他理论家的显著标志。邓小平重视的不是如何建构其理论体系，而是力图通过实践活动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应具有比一般理论研究更开阔的视野，即从“思想理论———路线、政策与制度———实践活动及其效果”三个逐级递进的环节来研究邓小平理论。这三个环节是有机联系、环环相扣的一个理论复合体。就当前来看，我们应特别重视对第二个环节尤其是“政策”与“制度”问题的研究。

　　靠实事求是不靠本本

　　陈家义（广东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坚持和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坚持邓小平的“三个统一”的思想：一是历史实际与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统一，即历史价值观与现实价值观的统一；二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即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的统一；三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同样是贯彻和发展“稳定、协调地发展”的思想，其核心也是实事求是。回忆邓小平的1992年“谈话要点”，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

　　马中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人们常说，邓小平破解了世纪难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觉得他在破解这个难题的同时，也破解了社会主义应该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结果。

　　第一个根本变革是在社会主义应该集中力量发展什么的问题上，他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二个根本变革是在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哪种手段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个根本变革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改变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正是通过放权，使每一个城市、每个乡村、每个企业事业单位都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我们的经济才有今天的繁荣局面。

　　切实加强民主制度建设

　　孔庆榕（广东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后会不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会重复那个“周期率”，因为我们有人民民主。邓小平讲了一句十分深刻的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这句话，是从总结“文革”的教训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从领导制度以至整个政治体制上加以改革，我们必将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改革领导制度问题涉及到的方面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革除“官本位制”。所谓“官本位”，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做官就有特权。正因为有特权，才不断出现买官、卖官，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为官位买凶杀人的恶性事件。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