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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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刘开明（博士，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劳工问题和公司社会责任专家。） |
时间：2007年5月26日上午
地点：越秀区图书馆
主题：机会还是负担？企业社会责任与珠三角竞争力
主持人：我们开始今天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欢迎大家的光临。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主讲人刘开明博士。刘开明博士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于2001年3月创办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2003年被选为社会责任国际董事会成员，在劳工研究、公司社会责任、供应链社会风险管理、工人能力开发等社会发展领域享有比较高的知名度。
下面我们就请刘博士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这次演讲的主题是“机会还是负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珠三角竞争力”。大家欢迎刘博士。
刘开明：大家早上好，我叫刘开明，来自深圳一家非盈利机构。
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参加岭南大讲坛，这个讲坛我是早有所闻，也知道非常多著名的专家在这里演讲，所以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信息，同时也能够促使大家更关注企业的发展、关注工人权益的发展。
大家可能经常都在讨论中国的崛起，特别在去年有一个《大国崛起》系列片。现在中国的确是一个世界上冉冉升起的大国，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本杂志，时代周刊去年出了一期叫“一个新王朝的降临”，去年中国GDP已经是世界上第四了，从经济上，以GDP来看我们是第四大经济大国；从外贸来看，我们是第三大外贸国，去年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一万零六百六十三亿，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且速度还在高速增长。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高速增长是不是和平、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可持续的。
看这张图（图）我们就知道中国经济虽然发展的非常快，但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正能够有很好的经济发展的地区非常的少，最早是珠江三角洲，这一点点红的地方（见图），然后是长江三角洲，比较大，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然后是闽江三角洲，一万多平方公里，然后山东半岛有三四万平方公里，京津地区有二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再加上国内的这些城市与周边地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或者说经济活跃地方不超过五十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发展非常非常不平衡。
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中国经济的奇迹是从广东、从珠江三角洲，从我所来自的深圳开始。这里有几个数据，1980年全国、广东、珠江三角洲两个最重要城市的数据，中国在1980年GDP是4517.8亿人民币，当年财政收入是1160亿人民币，广东当年只有249.65亿人民币的GDP，四十亿的财政收入，广州当时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只有58亿GDP，我们只有15.53亿财政收入。深圳当时是全国最普通的一个县，刚刚成立经济特区，我们是1978年7月25日中央政府决定成立深圳经济特区的，1980年10月正式成立经济特区。当时深圳的GDP只有2.7亿人民币，财政收入是三千万，入不敷出。2006年中国GDP当然非常大了，已经超过了20万亿人民币。在过去28年间，中国的经济平均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超过9%只有在日本有18年的时间，像我们这样，28年全世界都没有。去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接近4万亿人民币，当然还有很多，他们说预算外收入更多。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13亿人，我们广东应该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经济区域，占中国GDP的12%，2006年广东GDP是25969亿，财政收入达到了5100亿，这是广东省的财政收入。当年中国财政的钱，包括中央在广东企业的总收入有5000亿来自广东。我们广东只有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户籍人口是7900万。我们看珠江三角洲两个最重要的城市，2006年广州的GDP已经超过了6000亿，广州的财政收入是1729亿，广州土地是726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703万，暂住人口有400多万。深圳2006年GDP是5684亿，财政收入是1631亿，深圳的土地面积只有广州的1/3不到，是2020平方公里，有数字是1900多平方公里，深圳的户籍人口197万，暂住人口是1200万，这个暂住人口我等一会儿会说，主要是农民工。广东的经济发展每年是非常迅速，深圳的经济发展在过去28年，每年平均增长接近28%，这个经济奇迹背后应该说是有非常多非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这里有两个背景，当然我不是把外来工和有本地户籍的人对立起来。我本身是有深圳户籍的人，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是有广州户籍的，我没有意思把两个人群对立起来，但是我想把两个人群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是能够从经济发展，从这些大量涌入广东的外来人口中获益多少。我们首先看广东居民，左边（见图），2006年广东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已经突破22677亿人民币，当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富有，但是很多人都非常富有，中国全国的人民币储蓄还没有达到17万亿，但是我们广东已经超过了10%几。我们广东在岗职工工资增长非常快，2006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是21000多块钱，全省平均工资比全国超出了5000多块钱，其中我们广州、深圳和东莞又是广东最富裕的几个地区。广州的收入已经超过了36000多块钱，深圳是35000多块钱，东莞31000多块钱。
居民的人均收入，刚才说的是在岗职工工资，如果是在体制内的单位全部是有工资记录，如果不在体制内单位，在外资或者是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会有工资记录。人均居民，这是入户调查，是比较真实的，接近户籍居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广州2006年人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19000多块钱，深圳20000多块钱，东莞25000多块钱，都远远超出了全国的水平。另外一方面看广东外来工的收入，我们有全国跨省流动的47%的外来工，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讲这些内容，他们长期面临着低工资、长时间工作的问题。根据劳动部在2004年的调查，从1992年到2004年，这12年期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工，实际上是生产一线的农民工月工资，12年间只增长了68块钱，如果扣除物价增长，实际上他们是负增长。这个报告同时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占46%，没有休息日的，七天都在工作的占47%，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
美国一个非常大的超市，在2006年做了一个调查，2006年他们在东莞四百多个供应商，一个月平均工作时间是328.5小时，我们知道法定工作时间是168，如果在座有公务员，你们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更少了。东莞在2006年最低工资是579块钱，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他们拿到最低工资，当地法定最低工资，工作那么长时间，他应该拿到1270多块钱，但是这四百多个工厂，平均工人收入是1050块钱，只达到最低工资的70%。只有20%的人收入是超过了最低工资的，有20%的人收入低于600块钱，也就是工作328个小时，才那么多工资，非常低。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二月份去的一家工厂，这个工厂在东莞，这个老板有两个工厂，二千多工人，有30%的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三百块钱，其中有18个工人收入低于200块钱，工人没有办法生活，只能不断的向工厂借钱，不能离开工厂，而他工作的时间是每天都在工作，一个月里每天都在工作，这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由于长时间的工作，所以导致广东地区职业安全健康问题非常的严重，最近我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劳工问题是从工伤开始的。1998年的时候，我用很多时间来关注工伤问题在深圳的情况，当时帮助一个律师告政府、告老板，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促进了法律的完善。99年的春节，我和另外一个记者，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七家工厂，访问了五百多个工人。我们从医院里获得了一份医疗记录，98年光深圳当年受伤残疾的工人有12700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31人受伤，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今年一二月份东莞和深圳几宗火灾就死了27个人。2006年广东地区因为工业安全事故死亡1033人。
我们知道很多劳工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些恶劣的死亡事故而被人们发现的。可能有年纪大一些的人记得，1993年11月19日深圳一家玩具厂，一场大火把87名女工烧死，47人受伤。除此之外，还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些人在这里除了工资一无所有，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险，哪怕他购买了社会保险，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或者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险。我用一个例子，在广东现在已经有1700多万劳动者购买了失业保险，其中有50%以上是外来人口，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外来人口因为他失业得到失业的救济，虽然他们购买了失业保险，那么养老保险因为他们太年轻，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除了这些法定的保险之外，我们政府以及社会非常少的资源来支持他们，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在这里上学，他们的家庭没有办法在这里团聚，他们如果生孩子一定要回家，他们在这里很难生存下来。
另外一个情景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沉重的环境代价，可能在座有做环保的同志比我更了解，2006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污水排放超过100亿吨，占整个珠江流域污水流量的58.6%。实际上珠江从贵州流到广西，再到我们广东，只有很少一段，这些污染物应该说大大超过了珠江水能够净化的能力，所以水中的污染非常严重，去年我看到广东的领导在珠江里游泳，但是我相信可能是偶尔去游，大多数人不敢经常游。另外大量的污水排进去，海洋的资源破坏的非常严重，每年通过排污直接排到海洋超标污染水超过83亿吨，导致红潮泛滥。
另外还有土壤的毒化问题。根据2004年广东省地质局的勘探，在珠江口周边一千平方公里的范围，被污染的这些土壤非常的严重，各种有毒金属超标问题特别严重，特别是汞的污染问题，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癌症。还有我们的蔬菜，都是在这种土壤上生产。最近我帮很多公司去做有机农业，吃了很多有机蔬菜，我真正感觉到我们在广东吃的菜真的不好吃，用人类原来自然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好吃。
在广东我们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广东被国务院划定为酸水控制区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3%，2003年我们发现城市空气中酸水的频率达到了42.2%。每年我们向空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硫，达到了107.5万吨，也是增长非常快。由于排污量大，所以我们广东的空气污染问题非常的严重。除了环境的问题之外，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政府的腐败、法治的失效，在广东公车的消费、公款的吃喝、公费的旅游比很多城市、很多地区都要严重，深圳很多政府部门，哪怕科级都要专车，我所在的社区是深圳最大的公务员社区，停满了车，其中一半是公车。
上一周看到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宝安公路局局长把刚刚花几千万建的大门推倒，又花几千万重新建一个大门，这些都是我们的官员在用钱上完全没有约束。2006年广东纪检机关立案查出的违法违纪事件是3742件，有22名厅级干部受处分，212名县级干部因为违纪受到查出。广东虽然没有出现像郑筱萸、陈良宇那样的大案、那样大级别的官员，但是我们的小官员贪污也不得了，大家知道塘厦镇的一个镇长居然能拿1.1亿人民币到澳门豪赌，然后他说他可以还回这么多钱。我们看东莞厚街社保局四名普通员工通过伪造退保单，就贪污了335万人民币。还有去年发现云浮的政法委书记到澳门赌博，这种问题都非常严重，还有开平三任中国银行行长贪污挪用4.85亿美金。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科长在广东贪污，一旦发现就是上亿，这些都是法治的失效。
我们说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广东为什么发展仍然那么迅速，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外来投资。过去28年广东累积吸收外来直接投资达到了1773亿美金，占全国吸纳外资的20.18%，我们曾经是全国唯一一块洼地，早期大量都是来这里。我们这里有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60000多家，另外我们还有30000多家三来一补。什么叫三来一补？就是这个工厂本身没有法律地位，是当地的村或者是镇经济发展的模式，跟香港、台湾或者日本某一家公司联合成立的生产企业，它的订单、原料、市场都在外面。其中我们最重要的是香港的企业，前段时间我们看到72%广东外资企业是港资企业，广东三来一补的企业主要都是香港的企业，所以香港在八十年代以后为什么能够成功的从亚洲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转型为房地产、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城市，就是因为这些游水到广东去的广东老乡又回来这边赚钱了。
这些外资企业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待遇，包括税收的优惠、减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大多数的三来一补企业、外资企业他们是完全没有税的，而且还有退税，以前像纺织业是17%的退税，现在仍然有13%的退税，可能今年要降到9%的退税。我们还有非常宽松、非常宽松的，几乎没有人执法的劳动和环境情况。广东地区政府部门是1993年才开始覆盖外来工，但是在很多地方，我们知道三来一补企业的大老板，都是当地村或者是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也就是资方和政府的合谋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些普通的工人都是来自外地，但是我们就是这样才能够迅速的成长。
这张图（见图）是去年登在英国星期日邮报上的一张照片，这是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富士康，发现富士康的工人每天工作15小时，但他们只赚27英镑，一个英镑现在是15块人民币，也就是说这些女孩子，在这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00亿美金的企业，它的工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产的。这些工人生产世界上最流行的IPOD，为世界上最有名的苹果公司生产这些产品。另外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廉价劳动力，大家看这些廉价劳动力，不是出苦力、很脏、很丑的人，不是灰头土脸的人，是这些年轻、漂亮的跟我们一样的小姑娘。这张照片是我在进行一个教育培训项目之前的动员会，都是工厂的工人（见图）。这个工厂有七万工人在东莞，是台湾人开的，全世界所有有名的鞋都有在这里生产，65%是女工。2006年中国农民工的总数超过2亿人，这是当年的一个动态数据，在广东过去我们仅仅在深圳，接纳过的农民工应该说超过了三千万，整个广东接纳过的农民工超过1.5亿。
这些农民工82%都在沿海地区工作，我们广东接纳17%，然后福建、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北京，七个省市接纳了82%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65%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他们是农村中最优秀的人群，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在外出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我们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容纳了四千万的农民工。我刚才说了，深圳一千二百多万人口中，农民工占一千万，东莞农民工也超过一千万。广州加起来，有两千万。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除了二千万来自外省，也包括我们本省山区进来的这些农民工。所以正是因为农民工大量的涌入，导致我们企业的人工成本非常的低。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深圳、财富最集中的深圳，它的GDP和财政收入、出口65%来自于制造业，深圳的制造业主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包括深圳最大的企业富士康，都是这些生产线上创造价值的人。
深圳2003年制造业人工成本只占企业总成本的6.92%，当然其他的城市，上海也不高，只有8.9%。很多人经常会拿税说话，都说他们来这儿赚钱的，没有在这儿交税。我告诉大家，中国税的主体不是个人所得税，主体是营业税、增值税、流转税，什么叫营业税、增值税，在座有很多普通劳动者，也就是劳动税，他劳动了就交了税。为什么广东那么富有，当然我们广东人民很勤奋，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8年，我们接纳了超过1.5亿的农民工，深圳从1987年开始农民工的人数就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
另外，由于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来投资、那么多廉价劳动力，所以广东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工厂。我们有非常强劲的出口。2006年我们广东的出口就占三千多亿美金，其中我们加工贸易，也就是这些普通的三来一补工厂、外资企业这些农民工，他们所在企业的出口就占了2083亿。我们的产品可以说遍布全世界，但主要是欧洲、美国、日本和香港，这是惠州的一家工厂，在2002年曾经有八个工人被打死，它是亚洲最大的毛纺厂，2万人，产品都会出口到日本、欧洲和美国。
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动力、那么多的外来资本、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那么强劲的出口，但是我们仍然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竞争首先就是国际的竞争，大家都知道越南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发展非常的迅速，越南在服装、制鞋、电子上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柬埔寨在服装制造、玩具制造上也发展非常迅速，孟加拉、巴基斯坦等，而且他们的人工成本都比我们低，他们也没有贸易的配额，他们跟美国、跟欧盟没有贸易争端，因为越南、柬埔寨跟美国在签订贸易协定时都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国家的政策，纳入到两国的贸易协定，所以有越来越多香港老板、日本老板、台湾老板把他们的工厂转移到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坦。
大家知道，全世界80%的电子制造业是由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人控制的，当他们工厂到那边的时候，订单自然也就到那边。全世界60%的服装订单、玩具订单是香港人控制的，当这些香港人到那边投资的时候，订单也转移到那边去。我们还面临着很激烈的国内竞争。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特殊的政策因素，广东成了唯一的洼地，沿着香港过来，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说邓小平，我说跟邓小平一点关系也没有，当时在决定开放特区时，叶剑英的党内地位比邓小平高。当时提出开放特区是我们广东人做的，两个提案，一个是袁庚向交通部提出来的，一个是广东省委提出来的，都跟邓小平没有关系。当时四个特区，我们深圳是最差，汕头是广东第二大城市，厦门是福建第二大城市，珠海也比深圳好，但是为什么深圳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因为全球化，使香港的国际资本从深圳进入，然后慢慢再沿着107国道，再向内地渗透。
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了，山东半岛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了，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电子业、制鞋业、服装业、玩具业、纺织业都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那个地方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好。我大量的业务在长三角，在株洲地区它的基础设施比我们广东大多数的地方都好。而很重要是那边的工资比我们高，我告诉大家，很多人都以为广东的工资是最高的，这是错误的，上海以及江苏、浙江一类城市，像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浙江、宁波全部是750块钱最低工资，而我们的东莞只有690块钱，深圳只有700块钱。而且东莞和深圳是包括了社保中的个人应付部分，而上海是不包括个人社保中应付部分的。
工人经常说东莞是中国的伊拉克，是没有政府、没有秩序的地方，我们广州长期以来是中国治安最恶劣的城市。在上海是中国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哪怕在外来工最密集的江苏昆山，治安比我们这边好很多很多，很难看到白天有人抢劫的。在苏州如果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出租，不超过500块钱，我们在深圳、东莞很多地方，500块钱一间房都租不到。那边很多企业是原来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他们历来都是富足之地，所以他们没有广东那些老板苛刻，他们有很多人性化的管理，浙江除了温州、台州之外，其他地方都是比较人性化的。这种情况他们也会拉走很多工人和投资。
我今年去了很多地方，像是海宁，海宁有一个皮革城，很多工人从珠三角过去，另外还有很多投资。从1995年以后台湾、日本、韩国在长三角和山东地区投资超过了珠三角。另外我们还面临很大的压力，也就是市场压力，汇率上升非常快，客户压价问题很严重，同行的抢单、消费者的抵制，就是说我们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我们还有很严峻的内部挑战。我不能够展开来说，因为时间不是太多。
我记得在2004年谈缺工问题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包括政府官员都指责我，说我在危言耸听，但是现在，到今年没有人再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了，非常严重，特别是东莞、深圳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由于缺工严重，导致工人有更大的议价能力，他们可以用脚投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工人的流失，在过去三年增加非常的迅速，导致工厂有很多订单，我们有很高质量的要求，但是没有熟练工人。同样是一个车位的工人，如果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和只有一年、三年时间的工人，生产率、质量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全国60%的外出打工农民，他们是80年以后出生的，广东的情况尤为严重。80年以后出生意味着什么，就象这些小姑娘一样，他们穿着是很光鲜的，他们皮肤是很红润的，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没有饿过。他们生下来就开始接受了很多很多的外部信息，他们从学校毕业就出来，没有干过农活，他们没有对比以前的艰辛和现在的赚钱。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很多工人，这些工人是深圳专门组织到云南招聘过来的，三月份招聘来，八月份都回去了，我们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在家里一千块钱赚不到，在这里一个月就有一千多块钱，他们不愿意在这里。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就完全了解了，他说我在那个地方是有一千多块钱，但是我必须每天工作，我还觉得不够用，我在我家乡一年只用干七天，我就够吃够用了，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那么这些人也是有很多新的要求。
最近社科院有一个报告，中国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只有五千多万人，而不是1.5亿，所有人都出去了。我到过黑龙江，也到过甘肃，也到过陕西、四川、贵州，该出来的人全部都出来了，没有人没有出来的。刚才说由于缺工问题，导致工人的议价能力提高，一些新工人有更多的需求，他们有更多的要求，尊严要求、机会要求，他们要发展，所以他们的劳动争议案件非常多。广东在很长时间，中国40%的劳动争议在广东，但是现在由于长三角的发展，以及其他地方的发展，这个数字在下降，但是总量并没有下降，每年还是有五六万宗劳动争议案件，深圳每年都有上万宗劳动争议案件。
社会治安非常的恶劣，还有房价、物价上涨，生活成本非常高。中大做过研究，我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同样是找工作，来广东比到长三角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走更多的路，也就要花更多的钱。再一个，这个地方政府应该说非常排外，从省政府到地方政府，我们完全有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政府完全不提供。比如说深圳有一千万的外来工，有孩子上学的不会超过一百万，深圳一年差不多有六百亿的财政开支，如果我们拿出十个亿，每个孩子补助一千块钱，就可以让所有外来工的孩子在深圳接受教育，还可以让民办教育发展起来，但是我们不做。其他地方，比如说厦门，很多人以为福建很差，我告诉大家，厦门在2003年开始，每个工业区都有工人公寓，只要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工作，都可以用五百到六百租到一个两室一厅或者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可以在厦门上学。在苏州很多地区都用很多优惠政策来给外来工提供便利，只有我们广东是最恶劣的，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获益最大。
由于有这种情况，成了在广东突破瓶颈的一个唯一办法。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很多人以为它是慈善，不是慈善。我说如果比尔盖茨他的企业有问题，他的商业行为有问题，所以他捐了几百亿，我们不认为他是有责任的企业家。企业社会责任它跟我们传统的所谓的企业般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也要讲对股东负责，要赚钱，如果不能赚钱就不能生存。很关键的就是要对员工负责，这个员工不仅是企业所在员工，而是它产品价值产生整个过程的所有人。比如说耐克的一双鞋，在美国市场出售是一百美金，这不是耐克一个公司创造的，可能那个LOGO值十美金，可能那个销售店创造了十美金，可能那个做设计的创造了十美金，那个货运的创造了十美金，而那个工厂创造了二十美金，那个做皮的创造了五美金，那个做包装的创造一美金。要求这一百美金所有工人的利益，你都要负责任，因为现在跨国公司已经富可敌国。
第三个就是环境，因为我们人类共处在一个地球上，环境、资源很多是不可再生的。回到刚才说到的那些云南工人，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赚钱，我们不为了生活，我们破坏了这个地球，我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核心，而不是慈善，慈善从来都不是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遵从，遵从最基本的法律要求、最基本的人类普适价值、最基本的国际标准。我记得在2001年在很多地方讲企业社会责任时，曾经有一位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当场指责我用西方的标准，被西方人利用，用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企业。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用美国的法律、用欧洲的法律来要求中国企业，我从来都是讲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讲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讲中国的法律。中国是联合国四个发起国，中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人权宣言的中文版本是中国人顾维钧先生草拟的，所以这不是西方的，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共同遵守的价值。
国际劳工组织在1919年成立时，中国是发起国之一，中国政府、企业家联合会和工会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1998年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时，庄严的承诺所有的成员国，不管是否签署国际劳工八个核心公约，我们都必须遵守这些公约。中国也是这个宣言的签字国。但是中国很大的问题是不守法，所以我们讲的遵从，就是遵守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的时候，不仅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也要遵守基本的价值，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另外就是要发展。这个发展就是要给员工创造发展的机会，给股东创造利润、创造赚钱的机会，也要给我们的环境尽量使用不破坏环境的技术，保护环境，使我们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个运动应该说是西方在八十年代以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因为由于全球化，使大量的西方公司把他们的生产、采购行为、投资行为到第三世界国家，很多人发现原来这些国家完全是没有法律，完全是不遵守法律，像我们当时的蛇口工业区是没有法律覆盖的。特别是像我们大量的工人被烧死，这种情况他们感到怒不可遏，所以西方很多大学生、很多消费者走上街头，要求这些跨国公司履行他最基本的责任，遵守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1992年的时候，就有跨国公司LEVS，美国一个很著名的服装品牌，开始做出一个全球供应商采购行为准则，要求它全球的供应商都必须遵守同样的标准，这个标准首先第一就是遵守当地的法律，然后遵守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最基本的像妇女、儿童权利公约，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八个核心公约。以后像是耐克、阿迪达斯这些公司都开始制订标准，由于这些公司在中国有很多的采购行为，所以他们在中国也开始从1992年，执行了这些人权标准。
应该说这些公司在中国，跟我们到一个小餐馆吃饭的食客是完全一样，他只是来购买我们这些中国的工厂、香港的工厂、台湾的工厂的产品而已，它不是投资人。但是它这么做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消费者不允许这个产品是来自血汗工厂的，所以它必须这么做。据我的估计，大概在2005年时，有超过十万家向西方出口的这些工厂，这些在中国的工厂可能是香港人的，可能是台湾人的，也可能是中国自己人的，接受遵守法律的审核，也就是人权审核。
目前有超过一千个西方的公司，对于中国的供应商进行守法的日常监督。当然我们也觉得这种日常的监督有的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低效率的，花了很多钱，不一定有效果。所以现在有很多要求超越审核的活动，帮助工厂、帮助工人、教育工人、教育管理人员。这一周，我们在深圳就做了两场培训，让这些工厂了解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这个市场都有什么样的变化，苦口婆心的教他们，让他们明白在全球化时代怎么做生意。同时也有多边的标准，比如说EICC，就是国际电子企业行为准则，包括HP、戴尔、IBM这些很有名的公司都有参加在里面，他们现在正在深圳尝试做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培训。ETI是英国的工会，NGO和公司一起组织的一个机构。还有FIA（公平劳工协会），是由美国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发起，美国大学学生组织，NGO和跨国公司组成的。还有ICTI（国际玩具商联合会），是由国际玩具商组成的。还有SAI8000，我是我是SAI董事会成员，制订SAI8000的标准。这是NGO、工会和跨国公司组成的。还有国际服装公约联合会制订的标准，还有BSIA，欧洲零售商组成的联合会。还有CTC，欧洲的NGO组成的，对服装工业的清洁成衣运动。另外就是美国工会和学生团体、跨国公司组成的组织。
这些活动当然都是全球的，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很多美国的产品、欧洲的产品、日本产品都来自中国，所以也必然会对中国的工厂有很大的影响。刚才说了，除了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培训，是让工厂了解到它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像由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中国政府、卫生部、广东卫生厅、跨国公司、NGO等在中国健康联盟，我们让很多大公司加入进来，我们让他们在工厂里进行健康教育，预防艾滋病、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解决我们供应链的工人发展问题，保护工人的权利，让这个价值链整个的生成过程没有那么多的泪水。应该说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是非常晚的，从1999年中国才开始有人知道什么叫社会责任，有人进行一些研究，主要是学者。2004年一个错误的信息，我记得有人说2004年5月1日如果没有得到SAI8000的认证就不能出口欧美，由于这个错误的信息导致很多企业和政府非常的慌张，当年的4月28日吴仪总理在访问美国的时候，由于当年美国劳联产联向美国商务部有一个请愿书，要求对中国因为违反劳动权利进行惩罚性关税，所以吴仪总理在访问时美国有很多的工会和其他团体在谈企业社会责任。因为这样，中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2005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也就是原来中国纺织工业部，推出了CS9000T，这是属于行业社会责任标准。我可以告诉大家，2000年时同样一个协会曾经出台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抵制西方的这种人权审核，2005年制订的标准，在2000年曾经要求工厂抵制。2005年10月我们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条款，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06年8月份推出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指引，深圳市和江苏常州市政府也准备，雷已经打了很长时间，准备推出企业社会责任指引，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
在2006年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北京，包括北大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前段时间我见到何志意先生，他是这个联盟的秘书长。我问他了解什么叫社会责任，进过工厂看过人家怎么做吗，他从来没有去过。佛山也有企业社会责任联盟。但是在中国，我们很多人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慈善、作为捐款，所以现在NGO很热。我们觉得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能力，能力建设，如何让工厂和工人了解企业社会责任，使自己有能力达到企业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工厂里做培训，这是对管理人员、班组长进行培训。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和谐劳资关系以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的确快速的发展，导致劳资关系多变性、流动性和冲突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企业社会责任，就可以化解冲突，建立信任，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劳资关系，建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工人是农村来的，没有学过怎么做工人，很多经理、老板是游水到香港去的，再回来，也不知道怎么做工厂。所以很大的问题，就是让他们明白怎么做经理，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和建立互信的能力。
我们做了很多案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在南方周末和美国时代周刊登过。这是开平很小一家服装工厂，2004年到2005年我们做了一个两年培训，设立很多指标。我们发现做企业社会责任之后它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个人，他的收入增加，从原来一个小时四块多钱涨到五块多钱，他的知识增长，他的生活稳定了，他不流动了，他心情很愉快。我们怎么做？我们做很多员工的培训，沟通能力、城市生活能力、职业规划、理财、劳动法、国际劳动标准，包括帮他们建立员工委员会，住宿条件、伙食条件得到改善，公司、老板也赚钱了，利润增长20%多，为什么增长？以前完成不了订单，要空运，现在不用给航空公司打工了。要加班，就得有水电费，现在也可以节约了，工人不流失了，他可以节省培训费、招聘成本，设备也不损耗了。他赢得了客户和社会的信任，很容易得到订单，他的工人从原来的四百人到现在的七百人。现在工人也懂得了回报社会，在2004年12月东南亚海啸的时候，员工委员会工人自发的捐款，我看这是中国第一个工厂的工人自发捐款的，没有人去组织的。2005年他们参加了很多预防艾滋病和向社会宣传艾滋病，2006年他们参加救助工友的活动。
这是日本一家很大的公司，我们在这里做工作，我们在这里设计了员工成长计划，帮助他们减少加班以及留住员工的培训。通过一系列的培训，这个公司的员工流失率在下降，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收入上升，生产率上升，工厂的老板也更赚钱了。所以今年的三月份，这家公司非常高兴，在东京搞了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推广活动，把我请到那里，向他四百多个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介绍他们在中国如何成功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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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 |
现场提问1：刘博士您好，你是在广东长大的还是在哪里长大的？
刘开明：我祖籍是广东新会的。我的父亲是在广西柳州出生。我1997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到了深圳，应该说我真正的成长是在广东。我能讲白话、客家话，我认同自己是岭南人。
现场提问1：吴仪总理在美国曾经谈到社会责任问题，社会责任本身就有发达国家没有完成的一个责任，他们产业定位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澳洲和新西兰，本身就有很多产业，根本就不允许去投资的，把环境和劳工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本身已经没有完成这个责任，而是站在另外一个高度指责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28年选择有一点问题，就是外向型国家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产业政策来发展国家。中国现在还不能摆脱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在广东，我们已经跟中央说了，不能过分的依赖外资。还有公民教育的问题，其实社会责任问题最终还是跟公民教育有关，包括企业公民，老板还有员工的企业公民，如果这些教育抓上去，可能很多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刘开明：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有一个大背景，的确是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您应该是我的前辈，因为在西方环境的标准越来越高，很多企业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它必须转移，发展中国家有的有法律他们不遵守，也有国家根本没有法律，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它就转移出去了。但是我觉得，至于我们接受什么样的企业、允许什么样的企业，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人民完全是有能力的。
去年的时候我在泰国跟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些人讨论一个问题，一个澳洲公司跟中国一个公司想在那个地方开采矿山，被政府批准，当地的居民非常强烈的反对，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开采。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能力，如果我们公民有这个意识，我们是有能力阻止，再一个我们政府有执法的意识，我们也是有能力阻止这些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全球化下发生的，不是说指责某一个国家，西方国家的政府、公司有很多话，但是不是针对中国，应该说我接触过很多不同的人，我在去年的五月份，在布鲁塞尔我们有一个国际援助政策会议，是欧盟议会请的，把世界银行、WTO、国际劳工组织召集在一起谈关于全球化市场经济下怎么来考虑工人的利益、考虑到环境的利益，大家也对西方的援助政策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缺陷，而摆脱我们的责任，应该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我刚才讲过，连续GDP增长超过9%的，除了中国，只有日本的18年，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大家想一下韩国，韩国从1961年开始实行出口导向经济，到九十年代，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大多数的韩国人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所以到97年我们看到韩国一个非常感人的现象，老百姓拿出金子、美金支持政府，渡过难关。1961年出口导向经济实行之前，韩国的情况跟中国差不多，他们的人均GDP跟中国79年时也是非常相似的，大多数都是农村劳动力进城。
我们再看香港的情况。香港人实际上是难民社会组成，也是六七十年代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非常好，而当时很重要的就是工人从中受益了，然后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好、法治比较好，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还有中国的台湾，高雄跟深圳非常像，就是一个打工仔、打工妹的城市。台湾在59年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是在八十年代基本上实现了社会经济转型。
这里面为什么那些国家能够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而完成社会的转型，包括日本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良好的制度，你可以没有民主，但是你一定要有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是以法制为依据的。另外就是教育，当经济发展的时候，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浪费资源，我们一定要投资教育，教育工人和他们的孩子。韩国在六七十年代出来的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进入到资产阶级，他们仍然是工人，但是他们的孩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经济转型之后，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就能够在这些新的岗位工作，创造更多的价值。
另外就是政府对工人人力资本的投入，韩国在早期主要也是从农村来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韩国制造业80%的人都是熟练工人。由于有熟练工人，我们产业才能够升级，我们工厂的生产率才能提高，老板才能赚到钱。广东我不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坏的，虽然深圳是最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我觉得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解决了就业，然后有人有工作，然后他的孩子可以上学，然后各种各样的行业都起来。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我们发展高科技，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产业是一个链，比如说富士康，它周围整个供应链是有几万家工厂。
我非常理解中国为什么对纺织出口业退税，因为一个纺织出口业有一千八百万直接就业工，而电子工业有四千三百万的进出口额，我们只有五百多万人。纺织工业不到一千亿元的进出口额，但是有一千八百万的工人，这意味着什么？这些直接工人后面，每个人一个家庭，那就是1.5亿，包括农村。所以我觉得如何让中国走出贫困，不是我们去片面的强调产业转型，我觉得这是应该由市场来做、来解决的。
韩国当然有政府很大的支持，亚洲金融风波在韩国能够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团负债率太高。另外，我们看到像台湾，台湾比较好的，台湾虽然也有政府的很多支持，但是台湾整个产业是由市场来选择的，该发展什么产业、不该发展什么产业，是由市场来做的。比如说蔡氏兄弟，他就说我做鞋也能赚到大钱，当时没有一个人认为做鞋是好的。蔡氏宝成集团在广东，光做鞋就有20万工人，当然现在它开始做电子，有六万工人。
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回答您的问题。
现场提问2：有很多出口的工厂有两套人事资料，检查的时候给假的看，这样使工人的权益还是得不到保障。这方面不知道您有许多好的建议？
刘开明：这也是大家经常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四套工资单，而且现在电子和软件制造企业都开发出一套工具，自动就做出造假文件，老板一套是真的，税务局一套，公司不同的客户给不同的单。我觉得在目前广东法制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在工人没有组织能力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审核是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虽然广东的工厂很差，我可以告诉大家，内地的工厂更差，我也去过内地，我告诉他们要他们搞环保，我说工厂必须有环保，他说我去搞政府也不让我们搞，我们这里不搞这个东西。
为什么广东的工厂那么多问题，还比内地好一些，实际上就是审核起很大作用。应该说审核有很多的问题，刚才说了，我们中国十万个审核，浪费很多钱，效果不一定好，但是不要苛求它，因为我们养了那么多公务员都不起作用，你指望一些年轻的审核员真正的像神仙救工人是不现实的。社会责任的审核是一个新行业，需要法律的支持，需要工业管理的支持、需要职业安全健康的支持、需要从假的发现真的，需要很好的沟通能力，你要让一个新兴的行业，让一些很年轻的审核员，学英语的，学各种各样专业的人，一下子做到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他们不要苛求。但是实际上这些审核员也有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在很多工厂，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去工厂时就是猛塞红包，有的工厂老板就问我，广州人来也不要红包，香港人来也不要红包，就你们深圳的都要红包，问的我哑口无言。这些年轻人压力很大，你要求他完全拒绝这些诱惑也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不要苛求，只要他有效果就行了。我看过很多工厂，做过一次审核，跟完全没有做过审核，完全不一样。
现场提问3：刘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东莞当地政府是不太配合你们的一些调查和培训工作，实际上我们在惠州也发现这样的情况，我想了解一下对于你们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来说，障碍在于执法环境还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本身的素质？你们遇到像东莞镇政府或者村政府作为投资方，他们是经济发展总公司，他们的切身利益就跟政府作为一个执法者，是运动员又是裁判，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刘开明：应该说在很多情况我们常常感到很无力，非常无力，非常苍白。因为我们的工作情况比较特殊，基本上都是利用跨国公司进入工厂，所以我们遇到的阻力主要是工厂，愿意不愿意。应该说我们都面临很多的困难，以我在东莞来说，哪家公司工人只拿两三百块钱，哪个老板在当地是非常富有，他的家族就是当地的官员。同意我们去了，我们不能接触任何工人、不能看任何的工资表等。后来我们第二次再去，我们可以看工资了，也可以接触工人，但是老板仍然不来。后来我们得出结论，这个老板根本无所谓，因为他已经赚够钱了，把两个工厂关掉，可以第二天移民香港、澳大利亚、美国去了。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
很多的人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指责，说我们这些人借助外面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权去工厂检查，没有资格去检查，所以也有很多老板拒绝的。我记得在一家工厂，我们运用了很多办法，找到他最大的客户才能进入，发现问题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只能把几个客户召集在一起，看怎么解决，最后才能做。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建议不要跟这样的公司合作。所以我觉得工人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所做的大量项目全部是工人的教育，我们觉得工人是有智慧来解决工厂问题的。比如我说的一加工厂，所有好的建议都不是我们外部专家或者是咨询师给的，全部是工人给他们的，比如说他们工人每年有两次可以随便换班组的机会，这就是工人提出的一个建议，因为班组长的收益跟管的工人多少挂钩的，如果工人少于25个人，这个班组就取消。这个工厂所有的生产线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问题，这样的话班组长再也不敢偏心了，对所有的工人都很好。
现场提问4：您好。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曾经到过工厂，那时候我在工厂越干越开心，那时候工人的待遇都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了，分配方案跟以前不一样了，工人的收入是最低的，待遇也是最低的。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当公务员或者是白领，或者是事业单位，但是其实事业单位的工资也有的挺低的。现在我的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块钱，我觉得我的退休金够我一个人用了，如果要负担全家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税收在我们社会上是不是有一个重复收费的问题。我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存到银行里，银行也要交利息税，我就想不通。
刘开明：这两个问题我都觉得很好。第一个关于公务员的工资是不是太低，我们要回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基本的理论，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资本论》，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特别在中国，刚才讲了我们的税，联系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税主要是劳动税、增值税和营业税，这是我们税收的主体。
工人应该是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任何国家应该是居于中等偏上，特别是制造业方面。制造业是比较枯燥，需要技术的，我们社会很多产品需要通过制造业来创造出来，所以在很多国家制造业的工人应该是接近可以达到，或者是超过这个国家人均GDP。美国的工人，熟练工人一般都在45000美金以上，45000美金是美国人均GDP。
但是西方的工厂为什么制造业工人能够工资不断上升，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团结起来，比如说服务业，餐馆酒楼很难团结，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而制造业是一条流水线，一个人不干活了你就没有办法干了，所以他们很容易团结。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工人工资为什么长期不涨，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团结的机制，因为我们的工会不发挥作用，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源支持工人有团结起来的机制。我们的老板全部已经是资本家了，但是我们的工人是分散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税收，前段时间我整理了四五百工厂的工资情况和工作时间，我发现实际上沿海地区的工人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全年收入是达到或者是超过15000人民币，就是刚才我说的达不到最低工资的东莞的工厂，一年也有一万二千、一万三千人民币的收入。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一千七百美金到二千美金。我告诉大家，去年中国人均GDP是2000美金，前年是1704美金。我就搞不清楚了，在全世界如果一个人，他的收入达到或者是接近人均GDP，比如说美国，拿到45000美金一年的年薪，美国工人入职工资是23000美金，但是中国工人达到人均GDP还那么穷呢？我觉得这不是仅仅从工厂来考虑。如果一个工厂，他给的工资够人均GDP，也就是说从价值分配的角度已经够了，他的责任已经履行了。
接下来是社会责任，我们算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贫困，比如说在广东，工人都是外来工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不属于这里，我们不欢迎你，你必须回去，你应该回去，所以他每年都要回家一次，回家一次路费花五百块钱，这是最少了，然后一年不在家了，买一些东西，花两三千块钱，那就是两个月工资没有了。然后他如果没有结婚，父母在家，奶奶在家，兄弟姐妹在家，如果他结婚了，他的孩子在家，他的先生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就有三个家、两个家，这样就把生活成本提高了。这位大姐是持家过来的很清楚，如果一个家放在一起的话，生活成本就立刻下降，如果分成两个家庭会上升20%，如果上升三个家庭会上升35%-40%。这样我们看到，由于他们家庭分居两地，生活成本又上升20%-30%，他两个月的工资又没有了，好了，这一下子四个月的工资不见了。
然后他的孩子要上学，没有办法，如果他不在家里，没有人照顾，就要住校，一下子成本上升。如果在这里，就要给借读费，更高，可能两个月的工资又没有了。这样六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他没有钱就要想办法赚到更多的钱，就辞工，一年只要辞工一次，两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上个月的工资，你如果走的话，最后那个月的工资肯定没有了，然后你到新的厂，又是三个月才拿工资，至少丢一个月工资，有三个月没有工资。好了，一年才两三个月才真正拿到钱，能不辛苦吗？这么一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工人那么苦，特别广东的工人那么苦，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一点也没有尽。
现场提问5：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的组织是ICO，业务非常难拓展，对于一般人来说，像毛主席搞农民革命运动理念，一般来说企业不欢迎您这样的宣讲，虽然您说了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实现是利润、员工和环境三者非常完美的结合，但是一般人不理解。在业务这么难拓展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ICO这个机构，您成立这个机构肯定也是有利润的诉求，是否现在有利润的回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没有这种利润的回报，这样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机构，有外来的资助吗？
刘开明：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完全跟毛主席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完全不同，我们也不是农民工的维权团体，这是媒体的误解。应该说农民工的维权是我们工作很少的一部分，我们有研究和倡导，在过去的几年，比如说去年最明显的最低工资，我批评全国各地制订最低工资太低，还有前年的民工荒、企业社会责任等议题，这是我作为倡导，政策改善和研究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展现给社会看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农民工维权的团体，农民讲习所，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员工大多数是都是硕士以上学历，是一批专业的知识分子，做一些促进体面劳动和社会公正的事情。在广东在中国，全球化时代，工人权益的问题，农民工的问题特别突出，影响了体面劳动，中国八千六百万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有六千万是农民工，全球有两个亿的制造业工作，这是很大的比例，所以我们把农民工权利作为发展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是没有利润的，但是我们有收入。我是01年辞职，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辞去政府的职务创办非盈利机构的，我的机构高峰期有三十多人，现在有十多人，我们这些人在之前完全不懂什么是社会责任，也不懂NGO，就是一个工作，我也有工资，我一个月有七千多块的工资，我的员工平均工资有四千多，要求创造体面劳动，一定要自己创造体面劳动的机会。我们在头三年，资金60%来自基金会，也包括西方的政府，包括大使馆的支持。我们也知道那样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努力的发展自己的资源，所以我们从第四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资源是我们向大公司提供服务，也有一些机构购买我们的服务。我们是独立的，所有这些东西必须跟我们的宗旨不违背，我们才能够做，否则我们不做。
关于资金来自海外，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认识，我可以告诉大家，全球化时代有很多国际基金进入全世界各国，也进入中国，每年超过20亿国际基金、慈善性的资金进入中国，其中99%是进入政府，比如说广东在农民工保护上，主要运用国际基金的是工会和妇联，也包括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学校，包括中大。只有不到1%的资金，进入独立的NGO，但是我们也很困难。
现场提问6：中国目前成立一个NGO组织，在程序上是不是很困难？
刘开明：应该说比以前要容易一点，但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中国法律上，因为NGO有两种，一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一种是社团，社团成立要比民办非企业单位更难，社团必须是双重领导，要有政府主管部门，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大家知道中国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成立了一个NGO，比如说环保局成立环保协会、劳动局有劳动协会，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注册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医院、学校、幼儿园，也需要有主管单位，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中国共产党也是代表工人阶级，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有劳工会研究，ICO也是注册了一个咨询公司。而且很难，我记得我在04年想创办一个学校，那时候我租了一千平方米面积的办公室，有一百多万的资金，请了20多个员工，就是不允许。
现场提问7：您讲课的时候有讲到工人购买了失业保险，但是没有拿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为什么拿不到，他们怎么样才能拿到？
刘开明：理论上都是可以拿到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中国我们的社会保险是以地级市为单位设立，是很难流动的。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几乎没有办法流动，很难流动，如果你不交的话会中断，你可以拿走个人部分，所以这三个条件都是很难能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东莞社保局的那些小官吏，动不动就劝保，就是因为很多工人退保，比如说东莞、深圳去年超过三十万人退保。
我们现在的保险是企业交大头，全部进入地方公积金，个人交小头，进入个人帐户，要退保的话可以拿走个人那一块。工人都是从农村来的，很多不知道这个东西，一辞工如果有社保，他就会退保，就把个人那部分拿走，他的名字就没有了，如果他要重新交的话，就要再重新来。这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现在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做，现在刚刚在尝试大病，但是我们知道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病。还有一些地方工伤保险开始，取得了效果，但是受伤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失业保险因为我们整个的体制是帮助户籍，哪怕外来人口交钱，但是我们整个交失业保险，你只要交一个全部都要交，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失业保险是由外来人口交，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外来人口得过失业保险，就是这样。从理论上，你要证明你没有工作，你要证明你是这里的，怎么样怎么样，基本上不可能的。
再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政府是允许企业不买保险的，比如说在东莞，几乎每个镇都开出很多证明，这些工厂只能20%-30%的保险，开证明说全部买了。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越到后来会越严重，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为以后做储蓄，为我们不能劳动做储蓄的。再一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都是没有任何农业工作，没有办法返回农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他们没有保险，未来是非常威胁。
现场提问8：我发现一个现象，农民工甚至是农民，甚至是农村人，在我们周围都成为一个贬义词。我想问的是，什么导致这个现象？难道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丧失，或者是我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社会道德的一个断裂，还是其他的原因？是社会分工导致您所说的劳动体面方面的原因，还是有社会分工导致了人有区别，或者是人的尊严有高有低？谢谢。
刘开明：人权宣言开宗明义的说，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在尊严、权利上一律平等，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不管白人、黑人，不管出生在上海、广州，还是广西的乡下，我们在权利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说农民工，因为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产物，农民是他的身份，不是他的职业，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做过农民，现在有60%多的人从学校出来，直接进入城市工作的，他们就是我们的产业工人。大家知道，我们早期共产党起家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他们全部是农民工。工就是他们在做工人，他们已经不种田了，这是他的职业身份。
我们为什么仍然叫农民工？实际上很少这样讲农民工，我所有写成文字的都叫外来工。的确是我们制度改革落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全世界没有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韩国，包括我们的台湾省、香港，游水游过去的一些人，不管过去做工人还是农民，只要找到工作都是工人，都是那个地方的公民。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工人的权利，我们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快制度的改革，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没有身份的差别。世界上有身份差别的只有印度，那是传统的文化，一个人生下来可能就是贱民。中国从来没有这样，我们从春秋战国是叫仕农工商，农是其次于仕，是很高社会地位的。我觉得这是49年之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工农联盟的国家，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个跟我们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背离非常远的一个基本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导致了中国很多的问题。
当然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国发展很快，中央政府在今年4月份成立了农民工联席办公室，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在2003年中央讨论劳动力和人口流动时，专家就提出了废除户籍制度，让中国人有权利，作为一个公民有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当时曾经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最积极反对，我觉得这是作为广东人非常不应该的，但是中国发展的很快，我希望每个人都出一点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做的更好，广东真正迎来他的明天，真正的和谐的广东、和谐的珠三角、和谐的广州。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博士今天给我们带来最有社会责任感的演讲。
今天我们的岭南大讲坛就到这里结束，下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继续。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现场演讲速录整理，未经作者审阅。如需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南方网理论频道”！）
（编辑／图片：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