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轻重问题，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大小，一个国家治国方略优劣的尺度，纵观中国历史进程，哪个时期农民负担轻，则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哪个时期农民负担重，则经济萧条，国衰民反。由此可见，农民负担轻重问题，历来都是一件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兴衰的大事，切莫等闲视之。
今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九亿农民的福音，也是党和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而采取得重大举措。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减轻了一部分农民负担，但是这部分负担跟农民全部负担相比却只是冰山一角。农民生活中真正的负担主要并不集中在此，而是在以下几方面：
一、愚昧的灰色消费，是农民现实生活中一个较沉的负担
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农民灰色消费数额居高不下，这在丧葬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农村。一个农民办完一件丧事，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七八千元，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这种灰色消费像一条沉重的锁链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农村，老人在世时子女对之不孝别人无动于衷，但死后丧事办得不隆重、不气派，别人就骂你是不肖子孙。因此，农民在丧葬规格上盲目攀比，搞得农民精疲力尽，生产和生活都受到较大影响。
农民到处建坟，每年都要毁坏和占有大量的山林和国土。同时农民经常到坟头烧纸引发的山林火灾也屡屡发生，给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如何把农民从繁重的封建礼教中的解放出来，杜绝这些毫无意义的灰色消费，这才是减轻农民负担的迫切之需。
二、医院的高额收费是农民最大的负担
农民本来就没有医疗保障，生病后还要受到医院的高利盘剥，这对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农民生病之后，由于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治疗，小病拖，大病抗，实在坚持不了才进院检查。一检查，一住院，轻则债台高筑，重则倾家荡产。化验，B超，心电图，脑电图，透视，CT，胃镜，总之，只要是住院，医院所有的先进仪器你就必须全部享受一遍。这一遍下来，少说也需五六百元，多者几千元。病还没治，一个开场白就够农民患者受的。治疗起来更是要命，一个青霉素皮试针就收费18元，打一针治疗费6元，挂一个吊瓶治疗费14元，缝一针伤口20元。摔折一条腿，治疗费1万多元。割一个阑尾五千多元。割一次胃少则八千元，多则一至两万元。总之农民住院，如果花一万元钱，其中药费仅可占两三千元，其它费用则可占到七八千元。
对药价，国家尽管设法控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药价降了，但他可以给你多用药，用好药。对其他费用，特别是手术和治疗费，尽管国家也有明文规定，但医院的随意性却很大，地方物价部门对此也是熟视无睹。
九十年代以前，农民生孩子基本上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接生，全是免费服务，农民什么经济负担也没有，生的孩子也都很健康。但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地方政府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农民生孩子，要全部到医院去，否则当地公安部门就不给你落户口。这又一次给医院提供了发财的机会。过去在村里生孩子，绝大部分都是顺产。但到医院去生孩子绝大部分却要剖腹产，只要是剖腹产，生一个孩子少则三四千元，多则五六千元。孩子出生后，防疫部门又紧步后尘，名目繁多的防疫针接踵而来，打一针少说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并且要一直打到孩子初中毕业才肯罢休。打了防疫针的孩子，多种流行病还是照患不误。特别是感冒患得最频，并且一感冒就发烧，一发烧就要住院，一住院最少也要一两千元。
上级政府为了减轻农民在看病方面的负担在全国各地又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个合作医疗，实际上就是各村原来的赤脚医生集中到一起，三至五个村设一个医疗站，统一由乡镇卫生院管理。每个赤脚医生每月基本工资二三百元，然后根据销药和手术费挣的多少，进行工资浮动。绝大部分赤脚医生为了多拿工资，也想尽办法多赚农民的钱，如农民患一般的感冒，本来吃几片普通感冒药就可以好，但他们也学着大医院非给患者挂吊瓶不行，并且还要给你往里加好药。另外，现在农村医疗站，设施简陋，医疗水平低下。取消农业税之后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三职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还有钱投向医院疗站?更谈不上为农民报销药费了。现在的医疗站，实际上就是乡镇卫生院设在农村的一个销药点，对减轻农民看病方面的负担一点作用都没有。
现在医院收费为何居高不下?国家法规不严是一方面，但与医护人员医德医风的败落也有很大关系。受利益驱使，许多医护人员满脑子想的都是车子、房子、票子。他们不去刻苦钻研业务，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多赚患者的钱。现在农民只要一提医院这个词，便会感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许多农民患病后，不敢到医院治疗。特别是一些老年农民，因为他们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只能靠儿子每年给他们那三五百元养老费来维持生计，哪里还有钱治病。笔者曾亲眼见到过不少老年农民患重病后，因不敢到医院治疗，但又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而走上了自杀之路。2003年春节前夕，海阳市方圆街道办事处北城阳村农民王保习(72岁)到医院就诊，被确诊为乙肝需住院治疗。老汉问住院大约需多少钱，医生讲最少也得八千到一万元，还不保证能治好。老汉一听说啥也不肯住这个院，回家后喝下半斤种衣剂，当场气绝身亡。
总之，医院对农民患者的高利盘剥，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是农民返贫致贫的重要原因。这个负担比起他们交纳几十元钱的农业税来讲，要大上千倍万倍。医院高额收费，政府却网开一面，一味放纵，使广大农民感到无比愤怒。对医院乱收费，党和政府如果再不严加整治，以法律形式来规范各级医院的收费标准，那么减轻农民负担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同时也会严重伤害农民的感情，加剧农民同政府之间的矛盾。
三、农用物资大幅涨价，使农民负担急剧加重
减轻农民负担，仅靠政府行为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各界、各行各业，都应以战略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都要以真诚的态度来支持农业，扶持农民。扶持了农民的今天，就等于扶持了企业的明天。可惜许多企业和部门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认识不到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对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往往为了本单位、本部门的眼前利益，不惜杀鸡取蛋，总想千方百计地把农民的腰包掏空。如：国务院刚刚执定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政策(种一亩小麦，国家补给农民15元)，农用物资立刻就大幅涨价，农民刚刚得到的那点实惠，就又被企业和中间商几倍、十几倍地要了回去。国家在没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之前，国产三个复合肥，售价每包七十五元，直补以后每包猛涨到120元。磷酸二铵每包涨到１３０元。碳酸氢铵每包由２０元涨到32元。第捆地膜由45元涨到69元。玉米种由每斤2.5元涨到6元。其他农用物资，包括多种农药、农用工具以及浇水、耕地、播种等服务也都大幅涨价。农用物资大幅涨价，种粮成本成倍提高。但粮食价格不升反降如小麦，直补每斤小麦收购价0.8元，但直补后，每斤小麦市场收购价却落到0.65元。
农用物资涨价，农产品落价，导致工农产品剪刀差越拉越大。社会发展到今天，本该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但不但没有反哺，相反还在拼命索取，农民负担又怎能减轻?农民增收才是最大的减负，农民如果年年都能增收，农业税就是不取消，农民也很乐意接受。现在，农民收入不但不增，相反还减，农业税即使全部取消农民也不领情，甚至还要骂娘。现在的农民已经不是愚民了，他们都会算一笔经济帐。
四、子女教育费超负荷支出，是农民身上又一沉重负担
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看似个人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当前农村人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很严重，无儿户都想再生一个儿子。难道农民生儿子，就是单纯的为了传宗接代吗?不，这完全是严酷的现实所致。所有的工薪阶层，老了之后都有退休金，但唯独农民没有，他们只能靠儿子来养活自己。在农村农民没有儿子心里就没了底。
善良的农民兄弟只考虑生儿养老，却没有认真思考他所生的这个儿子，从一出生一直到儿子娶妻生子，要给他这家庭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要给他的人生带来多少折磨。
农村条件尽管较差，在子女身上的投入相对较少，但这个投入农民仍然承受不了。现在农村小孩，5岁前这段抚养费用先不算，5岁以后就要开始上"育红班了"了。如果在村里上，每个孩子每年要向育红班交1千多元的学费。如果到乡镇上就要交两千多元。如果到县城上就要交四千多元。一个小学生一年的费用一般约需两三千元。一个初中生一年费用约三四千元，一个高中生一年约五六千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约1－1.5万元。
在教育问题下，国家尽管三令五申，不许乱收费，但有些学校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仍然挖空心思在学生身上做文章。如我市现有三处重点高中，海阳一中、二中、四中，因为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到重点高中念书。重点高中便抓住人们的心理，把入学分数线拼命向上提。2005年海阳一中入学分数线798分，四中749分，二中739分。一中每年收8－10个班，每班80人左右，如果按照分数线收，连一半学生也收不够，剩下的他们便采取收费的办法招收，凡是低入分数线10分的想进一中读书，须交3000元；低20分的须交6000元； 30分的须交9000元。其他学校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招收。有些孩子上不了重点高中，就只好到私立学校就读，到私立学校读书价格更贵，每个学生每年必须向学校交五至六千元培养费，一千六百元的学费，一千多元的公寓费、书本费、生活费，每年总费用一万多元。
教育实行一卡制收费后，有些学校不敢明目胆地向学生要钱，就变相赚学生的钱。如有的学校强迫学生统一购买校服，统一入多种保险，学校从中牟利。有的学校在学生课本和作业本价格上做文章，有的在学生课外读物上动手脚，但更多的学校还是在学生食堂上动了脑筋。他们以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管理为由，严禁学生到校处买饭吃，更不允许食品商贩到校内卖饭，硬性规定，在校学生必须在校内食堂就餐。学校食堂因为是内部食堂，物价、工商、税务等部门基本都不管，饭菜质量好坏，价格高低，完全是食堂自己说了算。一所普通高中，一个男生每月生活费最少200元，多则250元以上。女生每月至少150－200元。学生化钱不少，但饭菜质量却很差。200元的生活费，实际上连100元钱的东西也吃不到肚子里去。学生食堂的利润率高过饭店几倍，几千个学生的食堂一年下来要挣多少钱?不得而知。这些食堂的承包人，都是校头头或教育局头头的直系亲属，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学生食堂对学生生活费的无限制地克扣、剥削，不仅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而且也加重了农民家长们的负担。对此有关部门应该严加管理。
五、为子女买房、建房、结婚把农民负担推向了高峰
现在农村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绝大部分都不想务农，都想到城里去打工，并且有的已经在里买了楼房。农民的儿子在城里买楼，十几万，几十万的购楼款，少不了都要向他们农村的爸爸妈妈"求援"。一个农民在农村一辈子也挣不几个钱，但为了满足儿子的需要，就只能四处去讨、去借，到头来不仅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也背上了沉重的人情负担。这些负担压得他们心力交瘁，哪里还有幸福而言，哪里还有健康而言，哪里还有精力和财力再去发展什么致富项目。
农民的儿子在城里买楼结婚要把他们的父母折腾得死去活来，而在农村建房娶妻，同样也要把他们的父母剥去几层皮。一个农民一生苦挣苦扒地攒几个钱，就是为了给儿子盖房娶媳妇。现在农村建四间房，最少也需4-5万元，谁家的房子如果建得不气派，装修得不豪华不时尚，谁家的儿子就找不到媳妇。迫于无奈，经济条件好的建好房，经济条件差的举债也要把房子建好，否则儿子就得打光棍。在农村，不仅建房的费用越来越多，儿子相中对象以后，彩礼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九十年代农民娶媳妇时订亲钱是６６００－８８００元，现在是１.２－１.６万。除了彩礼的含金量提高之外，农村人结婚也盲目地跟城里人学，不管穷户富户，都要化大价钱雇出租车，摄影的、录相的也一应俱金，还要大摆宴度，少者十几桌，多者几十桌。并且饭菜烟酒质量也大大提高。总之在农村凡是办过喜事的人家，都要背上几万元的债务。
这种在红白喜事上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把农民负担推向了高峰。如果用农业税负担跟这个负担相比，那真是九牛一毛。
六、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也很沉重
前些年，各级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决策失误瞎指挥、一刀切，不从农村实际出发，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也越来越突出。
现在农村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期，但各级政府在指导农村工作时，还在沿袭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一切都靠行政命令，其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贻误了农民的致富良机，还上农民背上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如海阳市从九十年代初就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由，大搞山区开发。说是山区开发，实际上哪有那么多山可供开发的，大部分都是在粮田里瞎折腾?1991年年底该市留格庄镇搞了一个六千多亩的山区开发现场。要求全镇40多个村全部出钱出工到现场挖沟。40多个村的男女劳力在现场干了半个多月。连吃饭、放炮误工补贴、交通运输，40多个村每村平均耗资一万多元。由于场面宏大、市里组织全市三级干部到现场参观学习。这个镇的党委书记也被表彰为开拓型党委书记。第二年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就被提拔为外市的宣传部长。结果六千多亩的山区开发面积却连一棵树都没栽，只害得有关村的农民整天到山里平沟、捡石头、最后连春播都给耽误了。一个耗资四五十万元的山区开发现场，最后竞一棵树都没栽上，党委书记还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这不是劳民伤财又是什么?这不是政绩工程又是什么?
此例一开，海阳的山区开发一发而不可收，现在仍然还在搞。多年来光开发不栽树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对群众有个交待市委又重新做出决定，各乡镇每年秋天的山区开发面积，由秋后验收改为春天验收，即栽上树算数。但是由于各乡镇都在开发，面积大得惊人，苗木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为了达标，各乡镇就只能胡乱购苗，没有优质苗木就买劣残的，没有劣残苗就购实生亩，没有实苗就买杨树苗、柳树苗，甚至松树苗。反正市里验收时地里有苗就算数，至于栽上以后能不能活，活了以后怎么管理，挂果后往那里销，却再也无人问津。九十年代初许多村盲目栽了大量山楂树，但山楂结果后却无人收购。如留格镇前望海村王永宽当时自己栽了十几亩山楂，九三年一下子摘了四五万斤山楂。因为无人要，最后全部烂掉。几年的辛苦，几年投入，全部付诸东流，最后只好砍树。这种情况很多，不胜枚举。
现在，在农村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中介组织还不健全甚至根本没有的情况下，农民是多么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能够向他们准确及时地提供各类市场信息，为他们引进各种贷真价实的农用物资和实用技术啊。又多么希望谁能够帮助他们把各种农副产品卖出去，并且卖个好价钱啊。可惜政府对此去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只善于抓宏观方面的工作，而不愿抓微观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讲他们不愿意做具体方面的工作，因为做宏观方面的工作能出效益，能出政绩，做具体工作搞不好要引火烧身，出力不讨好。正因为大部分人不愿做具体工作。所以农民自己想办而办不了的事却无人帮助办；农民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无人帮助解决。
七、信息闭塞，技术落后，是农民最大的潜在负担
在农村，由于信息闭塞，种植养殖方面技术落后，农民自己又搞不了市场预测，所以在许多事情上农民只好去瞎碰乱撞，看见别人种什么，自己就跟着种什么；别人养什么自己就跟着养什么，结果是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八十年代后期，海阳西部几处乡镇的农民种芋头发了财，全市农民便一哄而上全部跟着种芋头。结果一下子压跨了市场，秋后芋头无人收。后来有人种姜发了财，不少农民又盲目跟着种姜。2002年秋海阳生姜收购价每市斤3元，2003年春许多农民以每斤5元的价格购买姜种大面积种姜，一亩地需姜种400斤，仅姜种每亩地就要2000多元。2003年秋生姜价格猛跌至每斤0.2元姜农又是血本无归。这几年生猪价格看好，许多农民又争相建猪场养猪，但由于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受过正规培训，不懂规模养猪技术，结果出现了两高一低现象，即饲料消耗高。发病率死亡率高，效益低。如盘石镇井家沟村村民卢云战2004年出售肥猪近二百头。但由于管理粗放，饲料价格高，最后不但不挣钱，每头猪反而赔了50多元。又如盘石镇盘石村村民王中阳投资10多万元建起一座规模养猪场，但因为不懂动物防疫知识。盲目从沂蒙山区一次性购进仔猪100多头，结果这些猪没打防疫针，进了猪场后患了猪红附体病。不到10天时间，100头仔猪、10多头母猪、50多头肥猪全部死光。造成该猪场全军覆没。还有养鸡的、养狗的、养兔的也都出现过类似情况。如盘石镇杨格庄村农民薛文谦通过广告得知养獭兔挣钱，便租下村集体20多间房子，投资10多万元建起了规模獭兔场。由于兔场规模较大，前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对入场人员没有严格把关，又没及时严格消毒，结果兔子刚刚长到四五斤重时意外感染上了瘟病，一夜之间五百只兔子全部死光。养兔户从此一蹶不振。还有养貂的、养狐狸的、养梭子蟹的、养扇贝的、养河蟹的、养牛蛙的，都有因不懂得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和饲养技术而失败赔本的。1992年的时候，海阳沿海农民见养扇贝发财，一哄而上合伙养扇贝，结果由于海水污染，扇贝全部死光。现在不少人又养起了高档鱼"大棱鲆"和"花斑爪"，结果这两种鱼的饲养难度非常高，许多人又严重赔本。特种养殖，投资大、风险高，没有专家指异，不以高规格饲养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特种养殖如此，特种种植同样如此。前几年有人听说种牛蒡挣钱便大面积种植牛蒡。有人听说种沙参、西洋参挣钱又大面积种植沙参和西洋参，结果不是产量低，就是无人收购。1992年，海阳留格镇，留格村在没有认真考察市场、也没有和任何单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仅听供种人员单方胡说种牛蒡如何发财，就调出200多亩好地种牛蒡，还购买了一台专门种植牛蒡的机器。当时种植规格非常高，田间管理也十分精细，后期牛蒡长势也很好，产量也很高。购种时供种人吹嘘秋后牛蒡可以出口日本。但到了收获季节，却不见日本客户，国内又没有市场，供种商也早不知去向。最后大量牛蒡只好沤粪，损失惨重。
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由于不能及时向农民提供各种准确的市场信息，农民只能靠道听途说去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其结果只能是四处碰壁。其代价不知要超过"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的多少倍。
八、家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各种商贩压级压价，增产不增收，变相加重了农民负担
现在因为县乡粮食部门和果品公司已经全部解体，各种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全靠市场运作。一些经纪人和粮油果品贩子，便钻政策和农民信不灵、不明行情的空子，在收购农副产品时有意压级压价，从中牟取高额利润。如2003年秋，海阳的花生收购情况就是如此。海阳是全国有名的大花生出口市，全国各地商贩每年都要到海阳收购花生，但是花生价格却完全被他们操纵。到农民中间去收购的是第四道贩子，每斤花生果只给农民1.15元。几经倒手，最后一道贩子把花生卖给花生加工厂每斤1.8元。如果直接卖给外商每斤花生果的价格则可达到２.２元到2.4元。农民卖一斤花生只可以得到一半的价钱，另外一半则被各道粮贩子瓜分了。
花生价格是这样，其他农副产品的价格也是如此。2003年秋，海阳一级优质红富士收购价每斤只有0.6元，但第二年春天，苹果贩子从冷封库一出手，每市斤就可卖到1.4-1.6元，除去费用每斤苹果净赚果农0.6-0.7元。
现在，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由于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法规，对各种商贩的收购行为加以约束，他们可以随便定价，甚至合伙垄断一方市场，有意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来坑害农民，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广大农民每年在出售农副产品时，被各级商贩所赚去的钱是无法估量的，农民这块损失，仅靠国家取消农业税那几十元钱怎么可以弥补得了。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只想简单的取消农业税来减轻农民负担，那只是异想天开。
九、农村科技人员奇缺、农业新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是农民的又一间接负担
现在，农村的科技信息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都非常奇缺，别说较高层次的技术人员不到农村去，就连县乡两级的农技推广人员都不到农村去。他们为什么不去?因为各级政府对此不重视，基层农技推广部门不仅没有科研和办公经费，连工资也只发给一半，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他们那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从事自己的专业。另外，十多年来，乡镇事业单位人员一直都处在乡镇机构改革的惊恐之中。上几年由于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为乡村三提五统问题，三番五次进京上访，甚至还出现过集体在天安门前跪旗事件。被他们这么一闹腾，上下都误认为农民负担就是由乡镇干部一手造成的，所以乡镇干部便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党中央国务院也下定决心，要坚决除掉这些阻碍农民致富的拦路虎、绊脚石。其实这是对乡镇干部最大的冤枉和不公。乡镇干部在共产党的干部序列中，地位最低，待遇最低、最没有发言权，整天风里来雨里去，逆来顺受，到头来还要充当别人的替罪羊，真是可悲可叹。在乡镇机构改革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中，每个乡镇干部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有本事的，都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提拔调离，逃出了乡镇这块事非之地。剩下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受此影响、农业院校的毕业生视乡镇为火坑，毕业后谁也不愿去跳。现在连高中学生都不愿报考农业院校，致使乡镇农技人员出现了严重断层，农技推广工作变得名存实亡，有许多农业新技术都得不到及时推广，使农业变得更加脆弱，使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也变得越来越低。有些农民甚至都变得不会种地了，如大量的可以用来沤制优质土杂粪的秸杆全被焚烧，大量的人粪尿、猪粪尿都被倒进河里去了。种地全部靠化肥当家，美其名曰：种已生田。如方圆街道办北城阳村一农民王炳竹，2004年种了1.6亩夏玉米，用了五包复合肥，其中三包无机肥，两包有机化肥、后来又追喂了两包碳酸氢铵。由于化肥用量太多，造成化肥中毒，使玉米前期烂根死苗、后期又旺长倒伏，致使玉米严重减产，得不偿失。还有一个农民一亩花生打了三喷雾器药水、用了一斤多菌灵、一包代森锰锌、一斤磷酸二氢钾、一瓶氧化乐果。三喷雾器水只有75斤，而一斤多菌灵可以兑600斤水、一瓶乐果可以兑800斤水、一斤二氢钾可以兑400斤水，但是由于许多农民不懂农药浓度，兑药时胡乱加药，任意提高农药倍数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加大了成本，而且还很可能造成药害，并无形中提高病虫的抗药性，也加大了农药的残留和污染程度。农民每年在这方面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2004年夏季，海阳雨水多，导致蛴螬大面积发生，但由于农技和植保部门基本瘫痪，无人向农民发出虫情预报，许多农户没有及时防治，造成花生严重减产，有些地块甚至绝产。如方圆街道办北城阳村王保江种了三亩花生基本绝产。秋后3亩花生收干花生果210斤，亩产70斤，正常年景，花生亩产一般都是六百至八百斤。三亩花生一年少收入两千多斤，也就是两斤多元。粮油管理如此，果园管理同样如此，现在由于许多村集体经济已经崩溃，加之上面又一再强调压缩人员，所以大部分村都没有果业技术员，农业技术员和兽医，更不用说请专家进村讲课了。因为基层组织已经丧失了为农民服务的功能，政府对农民又不管，农村管理基本属于盲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如果各级政府还在粉饰太平、自欺欺人，还在那里睁着眼睛胡说八道，一级骗一级，整天唱喜歌，中国的三农问题就真的要变成一个死结。
由于农村基本上无人管，农民就只好自己摸索着干。有点文化的还看点材料，简单的学一点东西，没多少文化的就只能盲目乱干。如有的果农，由于根本不懂化学农药性质，对有些不能相混的农药也随便相混，结果造成严重危害。方圆街道办北城阳村果农王桂培在给苹果喷波尔多液时，为增加药效，又向波尔多液里面加代森锰锌和尿素，三者发生化学反应喷到树上以后，造成果树落果落叶，严重削弱了树势，第二年苹果基本绝产，最后只好砍树。喷施化学农药，本来七至十天就要喷一遍，但有些果农却非要等十二天甚至十九天再喷第二遍，有很多病菌就是在这两遍药的空档时间里完成了对果实的浸染，造成后期大量烂果、别人亩产五六千斤，他只能亩产一两千斤，质量还差，一亩地就比别人少收入三四千元。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在农村只有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推广和普及科学知识农民致富才有希望。这些工作靠谁来做?当然要靠乡镇干部，要靠农村两委班子，但上面对这两级干部又持否定态度。如此一来，农民的希望不知在何处，农民的出路不知在何处。现在有许多农民，其实也已经认识到了科技和信息对他们致富的重要性。怎奈政府对此只是喊喊而已，并没有付诸实施，农民只能望梅止渴，他们自己虽然想学，可惜又没有这方面的环境和条件。现在一个拥六七万人口的大镇连一个图书馆都没有，一个拥有上千户的大村连一个图书室都没有，好歹市里有一个小图书馆在街道拓宽中又被拆掉了。农民想看点科技方面的东西就只能到县城书店去买，但那里的材料又贵得吓人，农民只能望而却步。
农民负担还有很多，如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的办证费、审证费、养路费等。农民好不容易买一辆三轮车，办行驶证和驾使证就需七八百元，养路费每年都是七百多元，一年一审证，审一次证必须要交一百元的保险、一百多元的审证费。驾驶证三年一审，六年一换，其他机动车辆也都如此。
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彻底改革，社会深层次上的矛盾也就解决不了，农民负担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减轻。
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几条对策
一、对各级医院特别是县级医院，必须加大整治力度，严格规范他们在治疗、医药方面的收费标准。医院收入应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不需医院再单独设立帐户和小金库。医护人员工资应由国家财政按事业人员标准统一发放。医院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国家应该加大投资力度，不能以改革为名，把医院完全推向社会，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卸包袱。国家不投入，医院就必然要向患者高额索取，这实际上就是国家变相把国家负担转嫁给了农民。
今后医院的治疗，服务收费标准，各类药品价格都应公开，挂在门诊大厅内，供患者查询，对各种收费单据必须详细注明数额、事由。增加收费透明度，各地都要设立医院乱收费举报电话和信箱。要加大医德医风教育，要树立一批不为名利所惑，一心只为患者的典型，严厉惩处那些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势利庸医。重塑白衣天使在民众中的形象，要想做到这些，各地党政要员必须以身做则，坚决煞住腐败之风，放下老爷架子，重塑公仆形象，给医护人员做出表率。医院不正之风为何屡禁不止?与各级党政官员为官不廉是有绝对关系的。
二、加大对各地教育乱收费的整治力度。各地纪检、监察、审计、物价等部门应不定期地对各地学校进行抽查，要深入到学生家长中了解学校收费情况，要严格规范课本，作业本的价格，取消统一购买校服，统一入保险。加强对学生食堂的管理和监督。
三、狠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在农村尽管搞了二十多年但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致使农村的各种陈规陋习又沉渣泛起，对此政府必须采取可行措施，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收到成效，为搞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国家应该下拨一部分专款，帮助乡镇建起一处农民图书馆，使农民有书可看，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各乡镇都应该建起一处信息网站，各村起码要有一台电脑，这些设施都必须配备专门人员操作，乡镇网站一旦建立起来，就应及时向乡镇领导和村干部提决策依据，向农民提供可靠的市场信息，避免农民盲目投资、盲目生产、最大限度降低农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进一步改革农村的丧葬制度，严禁农民乱占土地建大坟，烧香烧纸，出大殡，减轻农民在这方面的负担。
4.在农村要倡导勤俭持家的好风气，要引导农民在建房、结婚、生孩子方面尽量从简从易，不要互相攀比，铺张浪费，要把钱用在发展致富项目和农业生产上。
四、国家对涉农物资，特别是化肥农药种子应该规定最高限价，对超出最高限价销售的单位和个人，有关执法部门应严厉打击。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副产品国家仍然应该实行保护价收购。防止各类商贩超限压级压价，使农民吃亏太大。
五、对县乡两级农技推广部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入农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应该深入农业第一线，听听农民的心声，掌握各地区农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农业院校毕业生都应该先到农村实习锻炼。不断强化农村科技力量。使农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中国的农副产品尽快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
六、各级党政干部，必须真正改变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对农民要爱要同情，不能时时处处只为自己的荣辱升迁做文章，一切唯上，干工作只考虑上面高兴不高兴，上面满意不满意而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甚至视农民的利益为儿戏，为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惜糟踏和牺牲农民的利益。
各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真正做到象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上，都要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最多的地方去，同那里的群众一道排忧解难，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始终同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上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帮助解决"。胡主席的话是多么感人肺腑，多么语重心长，再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干部，水平高低且不说，一当了官立刻就变的志高气昂，不可一世，老爷派头十足，那里还有一点公仆形象。他们自以为只要当了官就是高人一等，就可以视农民为草芥，为粪土。他们根本就不去想农民的事，有许多人整天想得就是如何向上爬，如何荣华富贵。现在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靠关系靠送礼上去的人素质极差。老百姓恨之入骨，这些人如果真能脱胎换骨，按照胡主席所说的去做，中国农村就会发生质地飞跃。三农难题很快就会破解，农民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农民负担就一定能够全面减轻，中国的现代化便指日可待。
现在有许多人一直在讲，三农问题太难，其实只要扑下身子真心实意的去做，解决三农问题也并不难。现在为什么有些人说难?就是他们发自内心不愿去做三农工作，以难来搪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心里没有装着农民，三农问题又焉能不难，农民负担又怎能不重。
（本文获得征文一等奖）
（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