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自己“已经在影视圈内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老孙(化名)这些年一直在自己找投资,拍自己想要的电影,走自己喜欢的路。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人,他感慨多年来最艰难的事就是寻找能给他的电影投钱的人。“从第五代导演就开始犯愁的事,到我们这些第六代导演也快老了,可是企业家们仍然对投资文化缺乏兴趣。”
本周末,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年来第一场高规格的文化产业论坛,除了来自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高校学者、知名文化企业老总外,还吸引了像老孙这样的“边缘文化人”。在多场论坛和演讲中,记者注意到,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离不开资本投入这个话题。许多人认为,资本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快车道”上遭遇资金约束
在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面临拉动内需、降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的现实,使得许多经济界人士再次呼吁人们关注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和路径转换的巨大潜力。
的确,新世纪以来发展文化产业在中国已形成一股潮流:全国有17个省市相继提出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支柱来培育,云南等走在前列的一些省份文化产业产值已经占到本省GDP的4%至6%,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2004年,我国文化领域的总产值已经超过2万亿元。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5年内文化产业总产值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
文化消费在今天的中国人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花自己月收入的1/10去看一场演出已经不是稀罕事,就连《剧院魅影》这样的西方经典剧目也被中国的艺术爱好者所熟悉;让妮可·基德曼之类的好莱坞大牌影星在中国的节目制作室中现身,也不再是制作人可望不可及的构想。根据对我国10个城市最新的调查,最近5年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增长超过物质产品消费增长16%。巨大的需求刺激和总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有舆论评价,中国的文化产业已驶入“快车道”,正在加速运行。
然而,在入世“后过渡期”大背景下,当快速发展的产业遭遇资金障碍,矛盾也许表现的会尤其突出。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最大的劣势就是缺乏资本,缺乏真正的大企业。
“没有大笔资金注入,也就难以造就能与国外大片相抗衡的大制作。”与国外多家大型传媒企业有密切合作的德意志银行中国部联席主席翟隽这样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文化产业原有的状态正在被打破。开始于2002年的文化体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将我国绝大多数传统的文化单位推向了体制改革的前沿,人们看到,一大批传媒集团、出版集团纷纷挂牌成立。虽然改制的方向是要为文化产业“快车道”清扫障碍,但显然,当前这些文化单位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比较远。计划经济体制积累下的惯性,使国有文化资产缺乏资本的属性,一时难以充分进入到投融资体系中来。
社会融资步履艰难
民营企业这个被视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群体,在经历了多年“灰色地带”的尴尬经营后,终于名正言顺地走到了文化产品制作的前台,在项目审批、资质认定、融资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享受了同等的“国民待遇”。虽然已经放开了束缚,可是民营企业的老总们仍然感叹眼下投融资体制环境不好,资金投入捉襟见肘,而这也正是老孙们遇到的共同难题。
据了解,民营影视企业目前投融资的一个渠道是依靠与海外合作拍片,吸引海外的行业投资和风险投资,比如华谊兄弟与哥伦比亚公司合作推出的《天地英雄》、《可可西里》等影片;另一些民企则寻找国内的跨行业投资,相比之下步履要艰难得多。
“国内很多资金仍然把目光锁定在利润空间已经很小的传统行业,而对文化产业的利润视而不见,或者对其投资风险过分夸大,我们的整个社会还缺乏对文化产业潜力的深刻认识。”一位民营文化企业负责人这样说。
曾经“以身试水”、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许晓峰把投资文化产业不力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盗版市场的猖獗。“发行渠道是文化产业赢利的主要部位,可是无孔不入的盗版,让企业家看不到投资的好的希望,自然缺乏勇气。应该说市场不规范是投资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许晓峰分析道。
另外,我国金融业一直未对文化产业放开,毫无疑问,这关闭了企业融资的一个最重要渠道。来自台湾昆山大学创意传媒学院的李天铎教授一直关注两岸传媒产业的发展。他指出,许多有实力的跨国集团都是从国际金融机构取得巨额信贷,用来吸引最有潜力的素材和顶尖人才,并对企业的跨区域发行作周密安排,从而生产出大投入、大制作、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显然,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优势难挡。
许晓峰认为,我国现有的行业规律尚未形成对文化产业投融资有利的氛围和机制。而这样的行业规律并不体现在某部影视作品获得了几千万元的投资,而是体现为一个能有资金大量流入、许多文化企业获得支持,并催生了一批优秀艺术品的好的市场环境。
业界呼吁投融资体制改革
2004年,民营娱乐公司华谊兄弟以12.25亿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五百家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成为除央市视之外惟一一家入选的国内影视制作机构。近年来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商业电影《没完没了》、《手机》、《天下无贼》,都出自华谊兄弟门下。
人们在研究“华谊”现象时无法忽视它庞大的资金规模。研究者认为,华谊成功的一大因素就在于募集了充分的资金,使其电影产品基本上走“大制作+大投入+大产出”的路子,从而带动了整个公司价值的持续上升。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了华谊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私募:第一次是在2000年,与从事房地产与金融业的太合地产联姻,以“现金投入重组新公司”有了大规模资本运作的机会,赢得了银行信贷等其他融资渠道;第二次是在国家放松外资进入影视业政策的2004年,香港上市的TOM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华谊兄弟35%的股权,进一步完善了其股权结构,为后来全面与国际接轨奠定了良好的财务基础。
“中国文化企业在海外目前主要是通过合作拍片和并购进行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政策上的风险。”翟隽说,这样的效果一方面是积蓄力量应对入世带来的压力,一方面借外来资金,为自身的加速发展提供推动器。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文化企业看得见的另一条出路是发展产业基金。政府应当引导、培育几家大的文化集团,成立产业基金,为投融资提供支持。但应注意的是产业基金更需要有良好的行业规律和市场环境,这方面就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而由于当前政策的敏感因素,这方面的努力还寄希望于国有企业。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