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的形势下，社会上对循环经济尚存不少误解。要么不屑一顾，只把循环经济当作一个时髦的口号和环境保护的标签，“循环随你循环，经济照旧经济”；要么把循环经济理解为环境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一切工艺、一切废弃物全部闭路循环，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这些把经济和生态割裂开来的片面理解，对于发展循环经济是有害的。

　　循环经济建设的误区

　　误区之一：循环经济是国外引进的生态理念，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追求从工业可持续发展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倡导的一种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行之有效但又有待进一步更新的生产消费方式，我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经济。城乡居民的粪便、垃圾和秸秆、绿肥、沼液是农田宝贵的肥源，农家的猪、牛、鸡、狗、鱼、桑、蚕和菜地、农田、鱼塘、村落构成和谐的农村生态系统，轮作、间作、湿地净化、生物降解等被充分利用，可更新资源在低生产力水平和小的时空尺度上循环，以世界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并维持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经济形态。但这种循环是封闭保守的，其社会基础是封建体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技术手段是小农经营，环境风险虽低，但经济效益不高。这种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的传统循环经济遏制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只有从农业小循环走向工、农、商、研结合，形成生产、消费、流通、还原融通的产业大循环，从小农经济走向城、乡一体，脑、体结合的网络型和知识型经济，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社会走向规模化、系统化、生态化的和谐社会，“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农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说，中国循环经济在理念和实践上是先进的。但近百年来，在体制和技术上却落后了，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在沿海地区正在萎缩。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发展，以掠夺殖民地生态资源的行为方式，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中国要在50年左右时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我们既没有全球广阔的殖民地提供生态资源，也没有两个多世纪的缓冲时间去治理污染。早期工业化国家环境污染和殖民地国家生态破坏的代价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所难以承担的。前车之鉴，不可不思。无论是未雨绸缪还是亡羊补牢，中国都需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增长和自然生态保育方式，推陈出新，洋为中用，促进传统循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

　　误区之二：循环经济严禁发展高物耗、高能耗、重污染型的产业

　　 发展循环经济首先必须严禁发展那些高物耗、高能耗、重污染型产业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但过街老鼠却是越打越多，这类企业并没有真正被砍掉或改掉，而只是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已，那里生态脆弱，环境管理不严，治理技术落后，社会生态意识低下，其环境成本要比发达地区高，环境污染后果也要严重得多。其实，对于社会必需的高物耗、高能耗、重污染型产品，应当优先考虑布局在环境容量大、技术水平高、环境法规严格、社会生态意识高的地区集中发展、系统整改。

　　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做的不是从末端一刀切，简单地淘汰或挤走这些产业，而应从更大尺度上进行纵向、横向、区域、社会和技术的整合，从体制、机制和全过程整合方法上解决这些产业和常规技术的更新换代问题，而不要也不可能一窝蜂都去搞高新技术。

　　产业转型中有两类主导技术：一类是纵深领域的前沿高新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电子技术等）；另一类是横向组合的系统技术（如具有完整的生命周期、高效的代谢过程、和谐的服务功能、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技术）。循环经济欢迎并尽可能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但城乡循环经济建设的主流和特色却在于传统技术的系统整合，在于硬技术的软组装和软科学的硬着陆。循环经济既要阳春白雪，更要下里巴人。后一类循环经济，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还是传统农庄，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都可以蓬勃发展，前提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循环经济内涵、机理和转型方法的深入理解，有产业催化、孵化、活化和进化的组织手段和科学方法，有产业生态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技术手段和能力建设措施。

　　误区之三：循环链越长生态效益越好

　　丹麦著名的卡伦堡生态产业园的形成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是在商业运作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所有企业都从彼此利用“废物”中获得了好处。但我们在参观卡伦堡时，园区负责人就坦诚地告诉我们园区耦合链的苦恼：当市场某些产品滞销、原材料价格波动（如天然气价格低于废热供应价格）或某一工艺环节出现事故时，整个系统运行就会失调，效率和效益比单个运行时要低。

　　实践证明，产业生态链不是越长越好，产业生态网也不是越复杂越好，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能导致稳定性，但过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可能导致不稳定性，通过长链将废弃物吃干榨尽和零排放，即使在技术上、经济上可行，由于系统可靠性差，生态上往往也是不合理的。

　　循环经济涉及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生态效率的创新：怎样把产品生产工艺改进得更好，以生态和经济上最合理的方式利用资源；二是生态效用的创新：怎样设计一类生态和经济上更合理的产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三是生态服务的创新和企业经营目标的创新：变产品导向为服务导向，减少中间环节，为社会和区域自然环境提供一条龙的功能性服务；四是生态文化的创新：企业经营目标进一步从物、事转向人，聚焦于员工、用户和周边社区居民的观念、技术、能力的培训，培育一类新型的企业和社区生态文化。国外有人估计，通过工艺革新，可以提高效率1-2倍,通过产品创新，可以提高效率4-6倍,通过服务功能的革新，可以提高效率8-10倍，通过系统重组和体制革新，可以提高效率10-20倍。

　　误区之四：衡量循环经济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程度的指标是第三产业的比例

　　其实，从理论上讲，以任何一类产业为核心，都可以合纵连横，结链成网，发展循环经济。但单一的企业、单功能的行业很难形成规模型循环经济。三大产业的界限在未来的循环经济中将被彻底打破，单一功能的工业的涵义将转为产业。一方面，每个循环经济企业内部都将有从第一、第二到第三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循环过程，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服务与培训的从业人员将大大超过在第一线生产工地上的从业人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第一产业必须将种植业、养殖业发展为加工业、物流业和服务业；第二产业必须向一、三产业的两头延伸才能融入循环经济的大圈；而第三产业如不和一、二产业联姻，也是没有前途的。以第二产业的重化工业为例，未来的化肥和农药厂应向农田营养配送业和作物安全保障业转型，企业针对农田土壤、作物和气候的生态条件，因地因时制宜地利用当地可更新资源，配制生产有机无机复合肥或生物肥料，使作物吸收量最大、环境流失量最小而土壤肥力增长又最快。同样，通过对农田生态过程的在线监控，企业可以随时掌握田间害虫信息并采取相应的植保措施，配送和提供适宜的生物、物理和化学农药，使其对症下药，杀虫效果最快而环境毒害又最小。这种农田生态管理业不仅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又为化肥和农药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减少了中间大量的流通环节，企业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农田的生态健康而不是化肥农药。

　　衡量循环经济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程度的指标不是第三产业比例的高低，而是企业和行业内部及相互间生态耦合程度的高低（结构上的匹配程度，功能上的协调程度，过程上的衔接程度）、经济规模效应的大小以及系统主导性和多样性、开放度与自主度、刚性与柔性的协调程度。

　　首都循环经济建设的整合途径

　　途径之一：建设大北京圈经济

　　京津地区加上7个河北省周边城市，人口总数超过六千万，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可称之为“大北京生态经济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相比，京津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北京多项功能过度集中，抑制了周边地区经济特别是天津及冀北经济的发展，未形成循环共生机制；京津地区中小城镇发育不良，未形成有机的城镇体系；北京政治文化及科学教育发达，人才济济，但工程技术、商贾经营人员储备不足，形不成对周边经济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撑系统；缺乏竞争意识和市场观念，小农经济和士大夫的保守意识浓厚。而在建设大北京圈经济的设想中，北京地区未来的发展应是首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有机结合；以北京为政治、文化、软件和咨询产业中心；以天津为经济、交通、商贸和物流中心；以冀北7市为区域支撑体系的一类特殊的首都圈生态经济区，形成区域生态经济的大循环。

　　途径之二：形成独具京华特色的首都经济

　　身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重任的北京不具备与单一经济功能的地区竞争基础工业的实力，但却具有一般大城市所不具备的、独一无二的首都优势，如政治优势、文化优势、科技优势、生态优势和信息优势以及资源动员能力、科技教育实力、国际交往实力、对各省市的凝聚力等。具备引导潮流、呼风唤雨、领导基础工业转型的整合潜力。北京循环经济发展的定位不应是区域经济、物流经济、产品经济和基础经济，而是面向全国的共生经济、服务经济、信息经济和人流经济。要利用首都经济腹地大、行政管理集中的特殊区位和科技人才储备多的智力优势，避开水资源、城镇体系不发达等劣势，集聚生产要素、整合资源优势，以全国各地生产基地为平台，联合国内外强手，孵化各类新兴产业，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整合型跨越式首都经济。

　　北京的产业导向不应重复发展一般区域经济中心所厚爱的高物耗、高能耗、高水耗、高运量的制造业，而要扬长避短，形成独具京华特色的首都经济。首都应当绕过制造业的发家传统，破除IT业的泡沫神话，发展同样是高产值的咨询、孵化、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保健、服务、博览等面向人类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生态产业。要从以物态型、基础型、粗放型经济为主导的单一型产业向以生态型、复合型和知识型经济为主导的开放型循环经济转型；从与地方省市同型同构的跟踪式竞争经济向作为地方经济的互补共生型的首都经济转型；重点发展为各省市第一、二产业服务的咨询、孵化、营销、研发、资源再生和环境保育的第三产业，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高层次的引领和推动。

　　途径之三：变筑巢引凤为联巢育凤

　　以汽车为龙头的制造业无疑是今后若干年我国许多城市的主导产业，但不一定是北京的主导产业。当然，这并不等于北京不需要去介入这一经济大潮，相反，我们却要积极引潮而不是消极赶潮，同国内外强手联合，分工合作，把握高端，放手低端，从研究与开发、咨询与服务、网络与市场上入手，从节能、减排、共享和服务等系统尺度引导全国的交通产业，推动制造业的生态转型，在振兴首都经济的同时又不过深地介入第二产业的恶性竞争。

　　面向全国市场,发展生态建筑和景观规划，发展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租赁、咨询和生态服务功能一条龙的人居环境业，为社会提供净化、绿化、美化、活化及具有文化功能的宜居环境和生态服务。

　　北京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文化资源得天独厚，集中了全国15%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文化事业机构。在世界各国瞄准和大举进军有13亿人口的中国教育市场时，北京大有作为。要大力倡导和兴办为各省市教育产业服务的教育咨询产业，联手全国业界兴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教育产业，开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和培训班，振兴和传播民族文化。

　　去年，北京市成立了将水生态建设和水环境保护融为一体进行管理的水务局，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联姻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将来能成立类似的能源与大气综合协调的能务局；土地的生产、生态和社会服务功能整合管理的土务局；矿山开采、冶炼、制造与废弃物还原综合调控的矿务局；林、草、园林、作物、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生态健康综合管理的生物局。真正将生态建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融为一体。

　　首都循环经济腾飞的关键是决策管理层面、科学技术层面和行为观念层面的变革，要采用跨越式、非常规的竞争、整合、共生、自生策略，在体制、技术、文化层次上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生态转型和新型生态产业的孵化，促进首都循环经济的快速崛起。

　　《前线》（2005年第07）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