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是两个，一个是涉及农民的社会公正的建立，另一个是涉及农业的经济效率的增长。有了公正，不仅可以体现社会文明，还可以在社会物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福利，因为同一份财富由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社会福利会增大。有了效率，不仅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可以持续增长，而且它还可能带来其他效应，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可能在更好的制度下形成，从而可能扩大社会福利。

　　中国农村既需要公正，又需要效率。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弱势集团，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公正，农民就会得到更多的帮助。中国农业是低效率的，这当然指的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土地生产率(亩产量)。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才决定农民收入的高低。

　　近几十年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一手遮天，公正无以产生；政府无所作为，亦无公正可言。约二十年前，我们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大量政府事务交给了市场机制去做，这个进步来得也不算太晚。发展市场经济是确立社会公正的起点，因为市场对人的社会经济贡献作出的评价要好于政府官员。但是市场自己也不能完成社会公正的确立，因为有人在破坏市场规则、谋取不当利益时，市场自己不容易给它制裁，或者制裁来得太慢；还有，按照市场规则的调节，总有一些社会集团得到的收入太少，这使他们减弱了发展自己的机会和能力。于是，我们需要政府维护市场规则，也需要政府把富人的部分收入通过一些办法转移给需要帮助的人。

　　经济效率的提高，也需要市场出力。市场不仅会对人的能力作出评价，还会用收入多少来表示人的能力。有了这样的机制，能力高的人便可能努力工作，能力低的人也得想办法去学习技能。效率提高的根本途径大抵如此。

　　通常，理论家把公正和效率看作一个矛盾。其实，它们有矛盾之处，但更有统一之处。市场经济创造了效率，又给社会公正的确立提供了基础，这种统一性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和希望。只有政府过于把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手里，使富人减弱了劳动积极性，又使穷人不愿意努力工作，才产生所谓公正与效率的矛盾。显然，这个矛盾容易发生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中国农村发展的情形显然还没有到这个层次上。

　　有研究资料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而能够说明分配不公的是近1亿农村居民的收入低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其中又有近3000万人低于我们自己的贫困线。后者是需要通过政府收入转移政策进行帮助的一个群体。资料还表明，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是土地生产率)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使得大部分农民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解决收入增长问题。

　　为促进社会公正程度和经济效率同时提高，中国还没有遇到那种要公正而丢了效率或者要效率必牺牲公正的政策选择困境。我们是两者都不够，都要扩展和提高。我们对农村穷人的帮助远没有达到牺牲效率的地步，农业经济效率的低下也与我们的公正缺乏有关。

　　只要我们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不仅效率可以提高，而且社会公正程度也可以获得提升。通过市场化改革，还农民自由迁徙权，劳动力市场可以统一，农民可以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可以缩小。通过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和农村金融市场的民间化改革，可能解决农业生产的资本短缺问题，使农民能够对农业经营作出长期安排，有利于农业资本效率的稳步提高。

　　用市场化的办法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解决农村问题的信念。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