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都市的丁建中，给我来信，自称是“一个非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他在信中说，已经出版了三本专著，加上论文，约有150万字。现在又写了一本新著《人本社会主义》。他要我为这本书作序。我让他将书稿寄来，本想认真拜读，结果我还只能粗略地翻阅一下。

　　对这样一位理论工作者，理应给予支持。我的理解，《人本社会主义》的意图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再向前推进一步。这符合老祖宗提出的要求。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从实践的角度看，更需要对它进行科学研究。

　　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在我们中国来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就开始了，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在当初，社会主义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学者，他们并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随着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特别是我们党成了执政党以后，逐渐形成一种观念，发展理论似乎成了领导者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专利。有所谓“第一书记有绝对真理，第二书记有相对真理，第三书记服从真理”的说法。这种观念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很不利。借用经济学的话说，很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探讨问题，客观上是人人平等的。当然，各人的条件不同，但各有优势和劣势。认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又是很难的。历史上，现实中，普通人，小人物，往往能提出很有价值的见地。由于对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识掌握有偏差，更由于制度法律保障的缺失，在这方面酿成了不少遗憾，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吸取的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承认，在科学上没有绝对权威；在科学上，应当平等探讨。权威、地位与掌握真理的多少，不一定成正比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球场上，裁判说了算。科学上（包括理论上）的是与非、正确与谬误的判断，就不那么简单。我当过多年的编辑，发表过一些好文章，但也有些很有见解的文章被我压下了，至今感到遗憾和内疚。理论上，科学上，把关，是很不容易的事，最好不要太自信了。

　　粗粗地翻看了《人本社会主义》书稿，给我的感觉是，作者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是很用了些功夫的，这本书稿不同于当今某些急就篇、浮燥之作。作者力图用新的视角思考问题，论述问题，文稿有不少新观点、新提法，搞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探索”二字。作者提出的许多新见解，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研究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一种已置身于理论新大陆的感觉”。这是可以理解的。

　　丁建中的“人本社会主义论”，和他创立的许多新观点、新概念、新提法，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也不是谁说了就算的，而是要由读者特别是理论界学术界的同仁来评判，争鸣，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认为，最可贵的，是他敢于立论。

　　现在倡导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什么叫繁荣，什么叫发展？本人以为，最主要的就是出“论”。有些人用含金量来比喻学术著作的质量。所谓含金量，主要就是新论。历史留下的学者和著作，大都是由于他们在某一学术领域创立了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这样。我们的老祖宗写的《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等，无一不是创立了新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等，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工作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等等。所谓理论创新，就是要创立新论。什么叫论文？论文就是要立论。大部头著作更是这样。在理论上，搞注解，阐释，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已有理论，也很重要，也要研究，但严格地讲，那还是属于宣传的范畴。

　　立论，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同上第39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切忌急功近利，浮燥。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言：

　　领异标新二月花，

　　删繁就简三秋树。

　　这是关于学风和文风的精辟之言。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倡导敢于领异标新，欢迎领异标新，支持领异标新，更要创造有利于领异标新的机制，逐步改变“轻论重述”的现象，则哲学社会科学幸甚！

　　《学习时报》（第259期）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