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科技的跨越性突破，信息的无限性流动使全球经济活动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国际经济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信息经济、全球化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经济已经到来，并且相信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构成将可以解决工业社会的许多弊端，可以均衡全球经济的不平等现象，促进共同繁荣。实际上，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充满明波暗流，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乐观。

　　后工业社会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及其外在冲突

　　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使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保持竞争力，弱化了后工业社会国家过去对资源提供国的依赖性，并导致了与其他地区的疏离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代表了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经济活动日趋频繁，从跨国公司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量游资都充分证明了全球化的势不可挡。各种经济数据与指标使人们必须承认经济的确是增长了，糟糕的是南北地区的不平等现象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是越演越烈。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夸大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贸易，然而背后的事实是：首先，这些贸易总额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小比例，比如美国进口的商品额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其次，非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很大的一部分产品其实是发达国家的公司生产的，美国80%以上的贸易“赤字”是由美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生产的商品输入美国所引起的。继而商品流动仍主要集中在后工业社会国家内。2001年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额占世界的74.9%，其中57.8%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第三，多数的资本投资依旧集聚在后工业国家的范围内。1996-2000年间发达国家吸收了世界上3/4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自己国内集中了世界上85%的对外直接投资。事实证明后工业社会国家的经济是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型的。“劳动性产品与创造性产品的交换，工业财富与知识的交换——这就是人类文明发生疏离的最终基础。”（《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伊诺泽姆采夫）非后工业社会国家无法提供与后工业社会国家可以平等、互利交换基础的产品，因此他们的经济就处在了从属的地位，只能成为国际垄断的装配车间而不能独立发展。于是21世纪所呈现的不是全球化追求的目标——世界内部的统一，而是不可遏止的分化。

　　“追赶型”国家的命运

　　我们所熟知的“追赶型”国家都是工业现代化的典型。不论是早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还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都显示了失败的倾向，无法发展到后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反观“追赶型”国家的发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人为的高水平投资和资源的高度动员、占国内生产总值高比例的出口贸易、国家的高度干预、产业发展的高度片面性、对国外技术的高度依赖。

　　“追赶型”国家常常通过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大比例的投资来驱动经济的发展，而后工业社会国家的这一比例要小得多。“追赶型”国家一方面使用高储蓄率来积累投资基金，一方面积极从发达地区引入资本。同时追赶型国家的工资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程度。因此这种进步“是由劳动和资本的耗费空前增加所推动的，而不是由生产效率的提高所推动的”。（《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伊诺泽姆采夫）而国民的低收入和高储蓄反过来又使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国内的大量产品必须找到消费的出口，于是导致了大规模的出口贸易行为，而贸易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发达国家停止对追赶型国家的资金投入或者不购买这些国家的产品，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追赶型国家”的政府采取“主导产业理论”的赶超方法，由政府辅助这些产业，为其融资、制定优惠的政策。比如日本当年的产业政策就是大力发展电子产品。而韩国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工业两个部门就占了韩国出口贸易总额的60%以上。马来西亚到80年代电子工业产品占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4%以上。产业发展的片面性使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都集中于少数产业部门，而其他部门的发展等于受到了排挤。这种类似于拔苗助长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是一个“木桶原理”，木桶的装水能力取决于最短的木条。其他生产部门生产的停滞与落后无疑制约了先进产业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信息，信息本身是自我支持和自我创造的，而非后工业社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初速度和加速度都慢于后工业社会国家的情况下，非后工业社会国家的追赶前景似乎是黯淡无光的。

　　后工业社会、全球化对我国未来地位影响的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经济全球化”、“现代化推广”计划、经济自由主义以及老套和新版的贸易比较优势理论，都是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麻痹不发达地区，使它们安于依赖发达地区的技术和资本，为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很像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不过使用的不是政治和暴力手段而是意识和经济控制。我们不得不在思想上抵御这种意识的渗透，反对盲目地遵循西方经济理论。

　　我国是一个经济还不够发达的超级大国，是不是也会与前述的“追赶型”国家一样沦为国际垄断的装配车间，无法培育形成后工业社会需要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基础？如果采取与这些国家不一样的政策，发展自己独立的国内有效需求市场，在产业政策上虽有偏重，但又均衡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国外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上适当控制，既不闭关锁国，又不过度依赖，充分借鉴失败国家的经验，积极培养独立发展的意识，那么我国是否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是否真正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者它们还处在后工业化和工业化的临界地带？没有确切的指标可以用来判断这一情况，经济指标显然无法涵盖后工业社会的各个侧面，而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发展程度又难以衡量。因此也许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目前看来差距很大，但是也许处于同一阶段，只是一方靠前，一方靠后，未必就已经失去追赶甚至超越的机会。

　　来源：《研究报告》2005年22期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