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良性互动

　　“许多事实表明，邓小平的某些设想，总是先放到广东试验，然后亲临视察，总结经验，再升华为理论。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又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的成熟。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良性互动，奏出了和谐的乐章，耐人寻味。”这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金龙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记：邓小平是经济特区的首倡者和支持者，广东省经济特区建设的探索，既造就了特区发展的辉煌，又用事实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问题，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邓小平对广东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推动，始于经济特区的创办。1979年4月，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然而，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加上广东沿海一带“走私贩私”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少人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持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提出“特区只留下了一面五星红旗，其他已全部姓‘资’”。1984年1月，正当经济特区建设面临巨大压力时，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充分肯定了广东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视察期间，邓小平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这是他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试验效果的第一次公开表态。通过对广东经济特区的视察，邓小平加深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思路。1992年春，当广东经济特区再次遭到非难之时，邓小平不顾高龄又一次来到南粤大地，来到特区，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目睹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姓“资”姓“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两手抓、共同富裕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区建设的成就，使邓小平还发出了一番肺腑之言：“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可以说，广东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回答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邓小平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实践的支撑。

　　记：邓小平曾经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果真杀出了一条血路。那么，广东人敢闯敢冒的精神，对邓小平选择和确立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岭南文化孕育了广东人敢为人先、开放兼容、务实肯干的精神，广东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步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广东人肩负邓小平的重托，创造了不少全国第一。如物价改革、股份制试点、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民主选举、社会保障等，广东都是先行一步。正是广东人这种敢闯敢冒的精神，使邓小平认识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可以说，邓小平敢想敢干的处事风格，给广东改革开放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以深刻的影响，从广东人敢闯敢冒的精神中，邓小平又进一步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应采取的方式和路径。

　　记：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广东时，对广东的发展目标进行了明确的定位。是邓小平青睐亚洲“四小龙”，还是他特别关爱广东？

　　陈：应当说两者兼而有之。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对广东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的明确定位。1979年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不仅高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而且超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

　　经济起飞时的发展速度。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从一个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经济的腾飞，使邓小平看到了广东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并把近20年广东的发展目标定位在赶上亚洲“四小龙”。令人欣慰的是，广东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突破万亿元，2003年已达13524亿元。在邓小平预定的时间里，只要每年保持8%-9%的经济增长速度，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便没有问题。届时，广东人民将交出满意的答卷，以告慰邓小平的在天之灵。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