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一篇谈烈士后代赵一曼之子境遇的文章，大吃一惊，阴影在胸挥之不去，又生出许多联想。

　　当年赵一曼受命到东北领导抗日工作时，孩子才出生不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烈士抱着孩子的那幅照片和那个著名的“遗言”:

　　宁儿:母亲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但是，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成长情况并不理想。因母亲离开之后父亲又受共产国际委派在国外工作，陈只好寄养在伯父家，稍大一点，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内向，常郁郁不乐。解放后，生父回国，但已另有妻室，他未能融进这个新家。陈的姑姑陈宗英(任弼时爱人)找到他，送他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不修边幅。他被分配到学校教书。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组织对这位烈士子女还是多有照顾，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管理不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屋内被子从来不叠，烟蒂遍地。钱总是上半月花光，后半月借债。组织只好派人与之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开支。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再分成四份零花钱，每周给一份。但仍是管不住，他竟把饭票又兑成现钱去喝酒。一次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在床上不能动了。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家事常吵吵闹闹，最终自缢身亡。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

　　陈掖贤血统不是不好，是烈士后代；组织也不是不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本人智力也不差，教学工作还颇受称道。但为何最终酿成此悲剧呢？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过不了关！而这个能力不是学校、社会、组织上能包办的，它只有从小教育，而且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得到。烈士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一颗母爱之心该受怎样的煎熬！

　　一个人品德和能力的养成有三个来源，学校的知识灌输、社会的实践磨练和家庭的熏陶培养。家庭是这链条上的第一环。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在社交场合看到某人吃相不雅，举止低俗，就暗说:家教不好。但这时却谁也不肯去行教育责任，指他的缺点了。确实如此，有些毛病必须在家庭教育中去克服，有些习惯必须在家庭环境中培养，错过这个环境、氛围，永难再补。

　　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一个人少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少了家庭教育、家庭温暖，他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佛教哲学讲结缘。在人生的众多缘分中，情缘是最基本的，因情缘而结成家庭就有了血缘而使民族、社会得到延续。一个人没有爱过人或被人爱，就少了一大缘，是一悲哀；有爱而无家，又少了一大缘，又是一悲哀。一个社会没有家庭细胞的组合是不可设想的。虽然，曾有志士仁人说过:“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壮语，但那是特殊情况。历史上也确实有放大这种无家思想的实验，但都以失败告终。如太平天国，分成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团聚；人民公社搞大食堂，取消小家庭的温亲；“文革”前的干部分配制度造成千万个家庭的两地分居；现在出现的老人空巢家庭、农村留守儿童，都是变革中我们不愿看到的“家”字牌悲剧。但有三分奈何，谁愿作无家之人？恩格斯说，家庭就像一个苹果，切一半就不再是苹果。光是独身、单亲、留守、空巢、无子女家庭，社会就不能算一个健全的社会。当年，林则徐说:烟若不禁，政府将无可充之银，无可征之丁。而如果真的家若不家，社会将损失多少可育之才，增加多少本该可在家庭圈子里消化的矛盾？《西厢记》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为天下计，愿情缘血缘总相续，小家大家皆欢喜。(梁衡/人民日报原副总编)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