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通过曲折的情节、艺术的手法描述了东汉末年焦仲卿和刘兰芝二人的婚姻悲剧故事。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场婚姻悲剧，后人也从制度、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但“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笔者试以此诗为文本分析对象，结合汉朝的制定法和习惯法，对此悲剧故事进行法律解读。

　　其一，焦刘二人婚姻的缔结。全诗虽然没有很多的笔墨涉及焦刘二人如何形成姻缘，但结合我国西周以来形成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以及刘兰芝的“受母钱帛多”的讲述中，可推知焦刘二人婚姻的缔结应是秉承“父母之命”，经过“媒妁之言”，具备“六礼”，合礼、循法，是当时国家、社会承认的有效婚姻。

　　其二，焦刘二人婚姻的解除。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建立并稳固，在婚姻家庭制度中，倡导“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婚姻解除方面延续西周以来的“七弃三不去”的原则。同时，在父母包办婚姻制度下，夫妻婚姻关系能否持续取决于父母，如《礼记·内则》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我也’，子行夫妇之礼，没身不衰。”由此,焦刘二人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否当然与焦母有重大干系。焦母对子言：“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可见，焦母对刘兰芝不满已经多时，“不顺父母”符合汉朝“七弃”条件之一，同时对刘兰芝而言，又无“三不去”条件，即不存在“有所聚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的情形，由此焦刘二人婚姻的解除不可避免。尽管焦仲卿对刘兰芝言明：“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女子出嫁后，女方家人要得到婆家同意且派人迎接才能回娘家，刘兰芝的“不请自归”，在刘的娘家人看来，无疑是被夫家所弃，焦刘二人婚姻关系解除。

　　其三，刘兰芝的再婚问题。历史学家刘泽华教授曾言：“魏晋是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上最自由的时期。”虽然西周时礼制就已出现反对妇女再嫁的言论，汉代儒家思想中也有“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但刘兰芝所处东汉末年为魏晋的前夜，制定法中并无明文限制妇女再嫁，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也并没有束缚于儒家言论，文学家蔡文姬就曾经“三嫁”于人。刘兰芝虽被夫家所遣，但仍是二十芳华，且“指如削葱根，口若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因而县令、太守相继遣人来刘家说媒。在刘家，有刘母和如父的长兄，刘兰芝自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父母之命”不可违，且许久不见焦仲卿的“迎取”，在此情况下，刘兰芝也只能答应再婚，嫁与太守家第五郎。

　　其四，焦刘二人的殉情症结。焦刘二人的双双殉情，是对当时主导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的悲剧性回应。从诗中可以看出，焦母认为的“不顺父母”，仅是形式上的（焦母的个人感受），可说得上是一种“权力的滥用”，而不是实质上的“不顺父母”，但由于符合“七出”条件，焦刘虽相爱，依然不得不解除婚姻关系。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尽管焦刘二人还没有认识到婚姻自由的意味，但在相爱却不能相处、精神无限痛苦的境况下，焦刘二人只能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婚姻自由这一原则。（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