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滨的东方明珠——广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代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当代广州，是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在区域文明史的进程中，广州又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

　　一、古代广州 “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广州两度成为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并特许十三行商人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不断增加，时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

　　“丝绸之路”是二千多年前，中国与欧亚非国家进行丝绸贸易、后成为经济文化交往主要通道的代称。“丝绸之路”有陆路与海路之分，前者的发祥地在长安（西安），后者的发祥地在番禺（广州）。

　　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番禺已成港市，并称中国九大都会之一。东汉，番禺已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广州治所在番禺。从此，以广州为启航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确立，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这首先体现在航线的海程以广州为计算起点；其次，各国商货从大秦（东罗马帝国）经印度支那半岛沿岸云集广州，大秦等国所需丝绸亦由广州输出。

　　唐宋时期，广州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由于政府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并允许私人出海贸易，海路通商贸易空前繁荣。据唐人贾耽在《皇华四达记》记载，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广州起航到日本；另一条是从广州起航经南海、印度洋沿岸到达红海地区。后者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从广州出海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长14000公里，这是16世纪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地位。其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当时的广州，享有“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盛誉。宋时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宋王朝在广州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提举市舶司，初由知州兼任市舶使，后由朝廷任命专职官员，负责外贸管理。

　　元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虽面临崛起的泉州挑战，但广州对外贸易的频仍与繁盛未受影响。据元人陈大震所撰大德《南海志》记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4%，超越宋朝时三倍以上。

　　明清时期，朝廷对海路时开时禁，只许广州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广州两度成为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并特许十三行商人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这种状况，使广州成为明清时期“朝贡贸易”与市舶贸易最重要的口岸。从广州起航到世界各国贸易的商船大增，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更是不可胜数。广州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不断增加，乾隆23年至道光17年（1758～1837年），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达白银422716895两。广州，时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

　　二、近现代广州 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

　　■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震惊中外的起义、变法、革命活动，使得广州的政治舞台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其中心人物及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无不与广州发生紧密的联系。

　　广府花县人洪秀全，早年深受儒文化熏陶，视科举为正途，后因科场腐败，四度赴考失意，才萌生反清之志。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所向披靡，两年后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透射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文明的一丝曙光。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采取新式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既有中学，也有西学，先后培养了千余名新式学子，成为“维新志士的摇篮”。1859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发动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促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变法，颁布“定国是”诏，接连60多道变法“上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深入人心，冲破了封建政治思想的钳制，成为导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线。

　　广府香山人孙中山，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系统接受西式近代教育。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次年10月便在广州发动首次武装起义，虽因事泄流产，却是孙中山武装反清斗争的起点。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确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1906～1911年，同盟会在岭南地区先后八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其中尤以1911年4月（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影响最大，直至同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孙中山又高举护法旗帜，于1917年、1921年和1923年，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当他第三次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时，深有感触地说：“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1923年4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实现。之后，各地革命志士纷纷奔赴南国，广州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

　　三、当代广州 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

　　■广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得益于中央的正确战略和决策，也得益于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与广东人开放、兼容、务实、肯干、敢为人先的精神。

　　1979年7月，中央赋予广东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权限。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因而能在全国城市改革中先行一步，率先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对外贸易。1984年4月，广州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同年，又被批准为计划单列市，获得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使得广州市能更灵活、有效地运用“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各项政策，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兴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和华侨之乡的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的单项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发展。例如：率先改革所有制形式，积极扶持个体和民营经济，发展“三资”企业，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探路；改革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会分配体系；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形成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市场，尤其率先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激活农贸市场之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等等。

　　1988年，经历了三年经济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广州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大解放，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和省的部署，制定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发展规划，确立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时，广州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2375.91亿元，年增长13.1%，增幅跃居全国十大城市首位；人均生产总值达3.43万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地区水平，实现了小康向初步富裕阶段迈进。2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广州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以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向全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广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着试验和示范作用，前提条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战略决策正确，并且把广东（广州）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区，赋予其特殊政策。此外，就是广州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蕴含着巨大优势，其中包括河、海港兼备的地理优势与一脉相承的对外开放贸易传统；著名的华侨之乡与毗邻港澳的优势；广州人开放、兼容、务实、嬗变，敢为人先的精神原动力。这一精神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促进广州地区率先完成由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使广州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范式得到更新换代；促使广州人首先在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并在实践上对全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引领着广州人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全国综合改革和全方位开放试验地区；驱动着广州人率先大胆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在探索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全球化接轨方面起着先导作用。

　　四、文明昌盛的广州 岭南文化中心地

　　■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荟萃着岭南文化的精华，体现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

　　岭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同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岭南与中原大地因五岭阻隔，相对封闭、独立，经济、文化发展较中原迟晚；又因濒临南海，海路交通发达，很早便与海外有经济、文化交往，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继承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形成富有特色的岭南文化。

　　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荟萃着岭南文化的精华，体现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例如：

　　文化教育方面。汉代番禺（广州）作为郡治，已开始设置官学和创办学校，并提倡私人兴学授徒。唐宋时期，广州的文化教育有较大发展。唐代岭南地方官学除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外，县以下还设立乡学、里学等。宋代广州已有书院，如宋宁宗时创办的禺山书院，宋理宗时创办的番山书院。明清两朝，广州的文化教育进一步发展。明代广府新建书院46所，省城共有29所。清代广府新建书院124所，连前朝建的有152所之多。城内书院林立，以粤秀书院最著名。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提倡独立探讨学问，是为培养朴学人才的新型书院开始。此后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相继建立，秉承学海堂宗旨，成为广东书院主流。

　　文学艺术方面。广府（广州）人文荟萃，岭南的文学艺术创作，均以广府为基地，其影响超越岭南，遍及全国，享誉国内外。如明代南海伦文叙（号迂冈），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连中会元、状元，撰有《迂冈集》。清代作者众多，著名的有顺德温汝能（号谦山）撰有《谦山文抄》，南海曾钊，撰有《面城楼文存》，番禺张维屏，撰有《松心文集》，顺德梁廷楠，撰有《藤花亭文集》，番禺陈澧，撰《东塾集》，南海朱次琦，撰《九江集》等。

　　岭南诗人众多，尤以广府为最，诗作气势雄直，明人对于独特的岭南诗风，称之为“岭南诗派”。明初，著名诗人孙蕡、赵介、黄佐、黄哲、李德，在广州南园抗风轩组织“南园诗社”，世称“南园五子”，其诗为后人推崇。嘉靖年间，又有区大任、梁有誉等岭南五诗人，聚抗风轩，重结“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后五子”。明末清初，广州及岭南诗坛新人辈出，又形成了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为成员的“岭南三大家”，他们将广州及岭南诗歌发展推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新阶段。

　　粤剧是岭南四大剧种之一，流行于广东、广西的粤语区和香港、澳门以及美洲、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粤语华人社区，影响最大，有“南国红豆”之美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薛觉先、马师曾领衔演出了从美国电影、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中取材改编成粤剧的《白金龙》、《璇宫艳史》、《贼王子》、《刁蛮公主戆驸马》等剧目，轰动戏剧艺坛，反映了广州文化善于吸纳与兼容的特性。

　　“岭南画派”，与粤剧和广东音乐并称岭南文化的三大特色。“岭南画派”主张折中中西，融贯古今，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日本、欧洲画法和摄影的优点，对传统国画进行改造；强调师法自然，重视写生，注意画面整体色调，色彩鲜丽；提倡绘新题材，认为生活中各种新事物皆可入画。这种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新意的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国画，使日渐脱离现实的中国绘画获得新生，“岭南画派”由此享誉大江南北。

　　除上述几方面，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还在现代西方医学传播、学术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以及著名的“广彩”、“广绣”、“广雕”等方面成就卓著、驰名中外，这里不一一论及。（作者是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