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说，在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993年出版的伍修权著《我的历程》和《康克清回忆录》中，已经公开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伍修权当时担任李德的俄文翻译，他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总司令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对话：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据党史专家介绍，1934年9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

　　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毛泽东，博古、李德最初也不打算让他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9月中旬把毛泽东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在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在198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中，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写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他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凌步机说，长征前夕毛泽东是走是留的决定，不仅事关个人的安危，也关系到党和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周恩来与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博古。毛泽东最终踏上了长征路，使党和红军有了兴旺的机遇和支柱。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