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人口计生领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评价我们的落实绩效，是一个重大的议题。通常，人口被看作是统计学总体的范畴。近年的研究使我对“人口”产生了一种朴素的理解，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社会性，“口”体现了人口的规模性、统计性。中国要以具有核心地位的“人”的发展来解决表象层面的“口”的问题。这是我的研究心得。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老而弥新的话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天人相应、和合为贵的思想和实践传承千年。当代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新的十六个字的“美和”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什么呢？关系的和谐。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等级和差别，但差别太大就可能带来矛盾和冲突。以我之见，在新的差别化发展阶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关注四大关系：工业和农业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社会和家庭的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解决的是前两大关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处理好后两大关系。从比较的角度说，也许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国家和个人、社会和家庭的关系。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

　　其一，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涉及的面很广，主要是尊重个人权利、增加发展机会、促进人类发展，特别是青少年人口受教育权利，女性人口的发展权利，老年人口的养老权利。重视中国人的权利贫困和权利保障，是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人本主义思路。要以个人的发展来促进国家问题的解决。权利保障或者说赋权，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伦理视角。在战略的层面上，人口控制目标只是人口发展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唯一的目标，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引下，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人文目标，就是重视人的发展问题。成功的人口控制要对人的发展带来帮助。人类发展的重点在社群协同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

　　其二，社会和家庭的关系相当重要，社会不是空的，不是没有基础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健全这个细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当关键的。要以家庭的发展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一分为二地看待人口控制效应、人口转变效应，不能光看到人口增量减少的效应，如少生3-4亿的说法；还要看到人口结构的效应，人口转变对人口结构的损害是一个还没有被深入认识的重大问题。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出发，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和抉择时刻。我们面临“新人口问题”的挑战，情势严峻，我们不是应该居安思危，而是应该居危思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发展的风险问题。近年来，我密切关注人口风险或者说人口安全问题的演变和研究。现在我有一个判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如果这样的命题能够成立，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风险包括哪些？风险到底有多大？风险的爆发对于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面对，开展前瞻性研究，不能因为对现有体制、惯性思路形成挑战就拒绝反思和讨论。很多人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拒绝反思这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在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在事实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风险积累和爆发的社会。所以，从安全或者风险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反思我们的政策体系，安全可以认定为人口发展、人口政策的底线要求。遗憾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所蕴涵和带来的巨大风险代价还没有被充分认识。

　　“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思想可以理解成保障安全和规避风险。换言之，要从人权保护、风险规避来统筹人口问题的解决。发达国家已经在担心如何回应长期的超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中国学者也开始讨论人口负债、人口损伤问题。中国需要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和视野中思考国家人口安全战略的定位和走向。

　　在认识的层面上，以人为本差不多成为共识；但在操作的层面上，还有距离。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定位和“以数为本”的考核体制的冲突。在人口计生系统中，基层行为是跟着考核的指挥棒转的，如何构筑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口发展调控体制和考核体制是一个新的重要议题。毕竟，思想的力量只有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和谐的聚合力、缓冲力和推动力。

　　来源：《学习时报》（第355期）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