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直播实录：

　　主持人：同志们上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参加广州讲坛学术报告会。

　　我相信今天到会的朋友们是慕名而来的，我也希望大家通过“世纪大讲堂”、“鲁豫有约”等等节目，领略过凤凰卫视的风采。四年前我在北京一次全国电视片的交流会上，听过长乐先生的一次讲座，介绍凤凰卫视人是如何创业、如何打造品牌的。讲的最精彩的地方是凤凰人的敬业精神，使我们感悟到刘长乐这位老师领军人物的风骚。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到广州讲坛做学术报告。经过多年的努力，凤凰卫视已成为在国际间享有声誉的媒体品牌，并于2000年6月30日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刘长乐先生对传媒事业的热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今天刘长乐先生演讲的题目，我请他自己来介绍。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长乐先生为我们演讲。

　　刘长乐：谢谢部长。今天到广州，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文化特色的讲坛，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些思考，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构思，或者说一些提示。

　　大家可能非常希望我讲讲关于凤凰卫视的故事，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文字资料，而且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做自我的张扬，所以我不想单讲凤凰卫视了。部长说最后有一个大家提问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询问我的，或者向我赐教的，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凤凰的情况。

　　中国文化产业到了需要救亡的时刻

　　我想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大家知道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物质上的准备，在邓小平、乔冠华带领访问团出访前，突然发现需要带一点美元，因为在国外是需要花钱的。当时在中国银行的范畴里，大家一起紧急地筹措这笔现金美钞。现金美钞筹措的结果一共是三万八千，这是当时中国银行所能拿到现金美钞的最大数额，也是我国到联合国代表团的唯一现金经费。所以当我们的代表团住进了纽约豪华酒店，可能是在沃尔道夫酒店，已经没有钱支付小费了。所以邓小平先生将自己个人应该分配的经费支付了小费。回北京给自己的小孙女只带了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二万亿元，税收也已经超过二万亿元，人均GDP整体超过一千美金，当然象广州、北京、深圳等等地方，GDP的份额会更高。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将突破十万亿元，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五千一百四十五亿美元。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

　　回过头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在中国当前的文化市场领域里，最赚钱的文化产品大多数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电影我们打不过好莱坞，卡通我们拼不过迪斯尼，美国每年从我们市场拿走数亿美金，电影韩国占了我们很大的一片河山，我们给人家点钱点到手软。流行音乐韩国、日本让我们的受众群“哈了”七八年，经久不衰。至于说传媒出版行业，无不为外国的流行文化马首是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经济腾飞了，文化没有腾飞，说明我们的荷包鼓了，但是心灵却饥渴了，说明我们民族文化不但没有振兴，还有相当程度的退化，文化产品甚至到了需要救亡的程度。谁的责任？我想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是我们的责任！

　　我想先比较耸人听闻地描述一下中国文化产业为什么到了需要救亡的时刻。我这样说似乎有一点夸张，其实仔细地想一想，还确实比较危险。我用一二三的分析方法跟大家分析一下。一就是一个大背景，西方文化正在以所谓的文明和各种实际的势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的，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这使中国无可避免的卷入了文化争夺战。我们在香港，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这种文化争夺战的战火和硝烟，确实非常激烈。在这场非常硝烟的战争中，在西方文化力量的强大对照下，中国文化产业的成绩单是可怜的，我们从中确实可以感觉到是岌岌可危的。

　　二、就是我们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的文化产业体积和重量不能与之相匹配，这是一个相对。第二个相对，就是相对于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有非常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化产品不仅没有很好的保护开发利用，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自轻自贱甚至有相当程度的毁坏。

　　三、我要做三个横向的比较，日本、韩国、印度三个周边国家的相比。和日本相比，我们确实不能称现在已经成为文化强国，和韩国相比，我们也不能算是信息产业大国，和印度相比，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保存远远不及人家。

　　我结合一二三将危险的迹象展示给大家。我今天可能是在倡导文化救亡论，有一点耸人听闻，但是因为今天在座都是文化人，都是文化界的精英或者是佼佼者，或者是管理者，我要说重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相当的保留，说的一点也不重。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文化怎样影响中国？文化扩张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基本原则，文化产品的特点是贩卖美好的生活形态，以占领对方国民的心灵情感来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好感和认同。由此带来的最大利益不仅是文化产品，还包括商业产品。美国多年来通过好莱坞产品的渗透、通过图书发行，营造了各国人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亲近感，进而接纳美国的其他产品。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说，如果教会其他国家的人们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我们就能够让他们逐步的接受我们其他的东西。现在我们一些媒体自觉的充当了美国文化的传声筒，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模仿西方文明很拙劣、很曲解的民间声音。通过一段时间，美国文化培养了一定的盲从者，美国文化显示了软力量的强大威力。

　　美国的一部《坦泰尼克号》就拿走了我们3.2亿元，当年中国的票房总收入只有14.4亿元，他的一部片子就拿走了接近1/5的票房，《谁动了我的奶酪》成了人人必读的书。我们的文化产品对美国的影响如何呢？我们的文化产品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哪里呢，我们输出产品的种类、获取的厚利有多少呢？

　　人家已经到我们的家里，用我们的粮食喂我们的孩子，而我们还没有危机感，去增强我们的软实力，去有意识的提高我们文化产业的强化意识，做大我们在世界文化产业里的份额，这不是非常危险吗？难道我们非要等到我们的国家还在，而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我们得清楚的认识到，人类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种族或者民族的淘汰，我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地消除从文化上被淘汰的危险。文化产业弱，文化的影响力就小，世界改变了我们的可能就远远高于我们影响世界的机会。

　　而造成今天局面的，又是谁的责任呢？儒家文化告诉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责，就是你有责我也有责。每一个传媒人，文化从业者都有责。我们今天在研讨中国文化产业的救亡这样一个话题，并不是在批评或者指责哪一代或者哪几代的领导人，我觉得文化产业的问题是全民族的事。美国文化入侵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没有做好文化产品，没有做强文化产业，没有占据文化市场。

　　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最近有一份“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出4－14岁的儿童，平均接触电视的时间是2.22小时，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时间里，儿童接触电视的时间长达一万小时，远远超过他们学习任何一门课程的时间，未成年人喜欢的媒体排名第一是电脑游戏，25.4％，电视第二，18.8％，音响制品也是排第二，各种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等等，接下来排。这说明青少年的价值观90％以上由媒体给予，这可见媒体人的责任有多重。

　　我们与其关注不如实践，面对这样一个浩大的消费群体，我们不能不为民族文化产品而紧锣密鼓。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去承担影响和教育的责任，别人就要替我们管教，就要拿我们的金钱来为我们的孩子制作他们的产品。戴高乐说过，缺少了伟大，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我们也可以说，缺少了个性、辉煌和应有的地位，中国又何尝成为中国呢？

　　还说一下文化产业两个向内参照系的脱节程度。前面我说了一些小数字，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我们的文化产业并没有同步地增长，从综合国力来说我们可以算是经济大国，但是我们却算不上文化强国。还是以数字来说话。99年中国电视产品出口一千万美元，这只是相当于《坦泰尼克号》发行收入的1/200。韩国现在已经有40多家游戏企业打入了中国，象《传奇》、《千年》等韩国游戏充斥着中国网络游戏的市场，占据了2000年中国十亿人民币游戏市场75％的份额。

　　03年年底，我国文化和相关产业实现的增值是三千五百七十七亿元，占GDP的3.1％。而日本2000年文化产业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85万亿日元，占GDP的17％。美国当年的文化产业总收入是四千亿美元，产值占GDP总量的18－25％。由此可见，我们文化产业占GDP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相去甚远。

　　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到一千美元时，第三产业当然也包括第三产业相当大一部分的文化产业，经济结构上的比重应该达到40％。当人均GDP达到三千美元时，第三产业应该占到55％，目前我们文化产业是33.7％左右，低于国际标准的6－7％，大约是六千到七千亿元的缺口。假如按照三年来第三产业的平均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42％左右，低于标准值13％，也就是四万亿千亿元的缺口，想想这是多么巨大多么诱人的市场。

　　在知识经济时代，这势必会导致整个发展的限制。经济文化是生产力，即使工商文明的核心是商品交易，也不能回避商业运作的背后拼的是文化内核。德国制造的汽车为什么可以打败美国，是美国的技术不如德国吗？不是。而是德意志民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产业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相当弱小的，如果不能迎头赶上，必然不能承担社会发展的重负，导致前功尽弃，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危险，应该尽早的呼吁、尽早的在相应的方向上做好调节。比如说信息产业进程的推进，比如说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的平等，等等。

　　尽管在人类历史4/5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享受着世界大国的辉煌，一直是一个文明古国，有人将儒家视为整个西方文化的挑战者，可是在传统文化的现代技术开发利用上，我们是愧对祖先的。比如说卡通片，中国卡通业的市场效应排在前五位的，没有一个不是洋玩意，米老鼠、机器猫等。可是在传统文化形象中，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自己的卡通形象呢？一会儿我还要说到这样的话题。现在的卡通形象来自于中国内地的不足10％，日美卡通形象超过80％。

　　美国海自堡的玩具公司将《变形金刚》这个动画片，免费赠送给中央电视台播出，但是人家跟着的是五十亿玩具产品对中国市场的掠夺性侵占，而中国动画的年销售额大概在二百亿元左右。98年迪斯尼制作了取材于中国传奇故事的《花木兰》，故事虽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故事的情节，但是又被赋予了崭新的美国主义，片中的花木兰虽然还是代父从军，但是孝道已经变成了其次，而女性对理想的追求变成了一个主题，变成一个新的传奇。

　　类似的文化改造过程不胜枚举，通过这样的做法，好莱坞将自己的观念融入到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形式中，最终偷梁换柱。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开发能力，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国丰富的再创造手段相比，是那么地具有悲剧色彩。

　　中国周边的三面镜子

　　再谈谈三个横向的比较。有三面镜子，在我们的周边。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来看，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众所周知，世界进入新的文化战争中，现在我们处于准备不足的态势中，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看，现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包括市场的冲击很大，区域市场的争夺我们落后于日本、韩国很多，某些地方甚至不如印度。

　　拿日本来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奠定文化立国的方略，但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出来，是亚洲四小龙在迅速崛起的时候，那种加工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向这些地方转移，或者说这些地方的竞争力在迅速的追赶日本。日本面临着往何处去、如何发展、如何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速度的问题，所以日本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定下了文化立国的方略，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尽管资源匮乏，但是漫画、娱乐做的有声有色。

　　象索尼公司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运用资本运作的手法，因为日本的银行业非常的发达，运用资本运作的方法，号召大公司到海外收购文化公司，成功的收购行为，就是索尼公司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等。最近他们又完成了对SGM的收购。我们知道好莱坞最有名就是七大片场，索尼公司一家就收购了三个。日本至少教会了我们两点。文化强国不仅仅要创造独特个性的产品，还要具备从比你强大的人手里掠夺他们的市场。我老是用“掠夺”这个词，主要是想刺激刺激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兴趣。

　　而印度本来在经济发展上不如我们，除了印度矿难的比例比我们低之外，其他各项增长数据好象不如我们，但是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开发方面，他们比我们强。印度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遭到过人为的禁锢和破坏，印度人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和优良传统，比如说为了保护文物古迹，他们将德里的开发，完全彻底的放在了旁边的新德里，而老德里完好无缺的保护下来。

　　我们马上想到北京，北京的老城里耸立起了一道一道的鬼墙，前三门的那几栋楼叫鬼墙，现在鬼墙越来越多。当然现在北京新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昨天林树森书记也说了，广州的开发已经不在老城里建新楼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人家印度人一直这么做。印度的电影业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看过《流浪者》，它的电影业是文化产品中的拳头产品，已经形成年营业额12亿美元，年产1200部，相当于我们年产电影的8倍，好莱坞电影年产的3倍。我们的电影业还不足文化产业的20％，电影产量更不用说了。中国的艺术包括绘画、建筑、艺术、音乐等等，都曾经传统出自己独特而高雅的美。

　　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并没有因为崇拜金钱找到真正带动经济腾飞的康庄大道。现在当人们解决了温饱之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几个数据，恩格尔系数到50以下时，人均的GDP超过三千美元时，我们的文化消费在人的整个消费中就要超过30％－40％。

　　还有由于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力人口非常的密集，所以现在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等等，都造成了有大量的空余时间，人们的收入高了，业余时间多了，那么就出现了文化消费市场。而产品供应市场非常匮乏，卖得好的占据主流市场的图书、卡通、电影都是外国的产品，各种各样的明星，几乎大部分都是境外人的面孔。想想看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市场之大，并不仅仅是指我们文化产业大，而是指我们给人家文化产品拱手相让的地盘大，给人家文化产品掏钱的多，而我们并没有从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手里捞到多少银子。这是我们文化从业者应该思考检讨的地方。

　　最近我们注意到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中国文化产业的话题热闹非常，中日韩刚刚在东京搞了文化论坛，香港刚刚开完第二届的亚洲文化论坛，深圳刚刚谢幕的文博会，这都说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化都在受到重视。

　　韩流启示录

　　但是重视之后如果是实际行动那该有多好。下面我专门讲一下关于韩流启示录的问题。两个星期之前，董建华先生专门请我、余秋雨、陈文茜专门谈了一下如何振兴中国文化产业的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专门研究了关于韩流的现象问题。香港文化人包括电影界对香港的文化复兴一点信心也没有，他们的想法就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市场。韩流在中国当道七年，是我们的耻辱，因为韩流贩卖的文化内核是儒家文化，他们有什么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贩卖我们的文化遗产呢？但是人家做了，还做得相当成功。

　　成功的两点，他的儒学某些方面比我们保留和发展的好，这是我们的耻辱，他将儒学的商业价值成功的挖掘出来，并贩卖给自己，尤其是贩卖给我们，这是我们的耻辱。韩国一直是儒学的崇拜者，在与西方的文化对接遇到了矛盾，采用了孔子的“和而不同”，摒弃了西方文化的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的弊病，而大力倡导儒家的敬业、乐群的精神，创造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这得中国传媒人和文化人的借鉴。

　　到了金泳三时代，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面临着寻找出路，面临着起死回生的抉择，他们没有找到好招，从日本人那里找到了文化立国的老方子，但是韩国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就是一门心思认准了我就是按照这个老方子来。韩国人心齐，决心下的很大。

　　韩国政府步日本政府后尘，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救国方针，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推进计划等等，具有纲领性的规划。明确提出了两个五。就是力争在五年之内将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份额从1％提升到5％。力争在五年内培养出一万个内容创造者，其中有10％的人有外销能力。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人家做到了。04年韩国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中已经占到了5％，提前实现了目标。

　　产品的战略目标是不将国内市场作为主战场，而进军国际市场，攻打的顺序是中国、日本、美国、欧洲，战术是强攻。先是针对中国入世的契机，他们抢占了中国文化商品市场10％的目标，如果达到这个目标，05年韩国文化商品对中国的出口将达到19亿美元。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韩国人深深的知道，要做文化产业的引领者，并且有前无古人的手法，必须从过去单纯的模仿走向创新，政府一方面依托高科技进行研究，开发新的领域。预计到2005年，他的文化科研的研发开支将增加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它扶持影视歌作为文化产业的拳头产品，01年成立的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还包括了动画、角色、音响、网络、游戏等等，韩流最早是通过韩剧撞开中国大门的，《爱情是什么》、《蓝色生死恋》、《我的野蛮女友》等等，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狂潮，推红了一个又一个的明星。

　　然后又敲开了中国的音乐大门，先后掀起了韩国流行音乐热。根据媒体的报道，在中国举办的韩国流行歌手演唱会已经达到了数十场，2000年就搞了20多场。还以各种形式在中国传播和扩散。韩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举办了聆听韩国音乐的节目，每天晚上播一个小时，很好。有的企划制作公司，甚至下一步准备在中国培养音乐人才，进一步带动韩国的音乐市场。

　　韩国除了这些产品的进攻之外，还作为催化剂为韩国经济和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带来生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韩国三星。我估计在座可能有不少人用三星的手机，依托韩剧的渗透、影响，打遍世界，被美国商业周刊被评为商业科技一百强。

　　韩剧成功的秘密非常的有趣，就是以挖掘儒家的精髓，将中华文化的传统内核融入到现代生活中。韩国电视剧里的人物看起来都是青春亮丽唯美时尚青春时尚，但是骨子里都是非常传统，围绕着儒家的思想进行。韩剧表现的爱情大多烂漫春节，很少有暴露，或者性的元素，更没有我们流行文化对第三者、一夜情的宽容和嘉许。韩剧生动细腻的反映现代生活、现代家庭和人际关系而见长，情节中感动了很多观众，产生很大的共鸣。这就是因为这些作品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产品中已经绝少看到，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看到了。

　　非常有趣的是日本现在也吹起了一股韩流，《冬季恋歌》裴勇俊横扫市场，连韩国的漫画也成功进入了日本漫画界。目前日本出版界都在探讨这股漫画韩流现象。

　　韩国的影视最早师从日本，最后倒流回日本，足见成功，文化产业应该怎样成功，首先应该有远大抱负，其次有国际视野，然后还要有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核心的价值作为我们的一个杀手锏在现在的这样文化产品比较匮乏的荆棘丛中杀出一条血路。韩国将我们的文化精髓卖给我们，相当于使用者向发明者收取版权费。这对我们来说能不能算是一种耻辱呢？耻在我们的不争气。

　　作为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继承者，不仅是科技上没有与世界接轨，而且在文化发展上抱着金饭碗要饭，五千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化疆土被人家的“文化八国联军”大块的蚕食。和当年不同的是，这次文化八国联军使用的武器有些是我们提供的，人家占了我们的市场、地盘，我们还争先恐后的乐呵呵给人点票子，事情就是这样赤裸裸的。

　　作为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继承者，不仅在科技上没有与世界接轨，而且在文化发展上抱着金饭碗要饭，这就是我们不争气。

　　因此作为传媒人，作为文化从业者，应该承担应有的义务，不仅是应该，而且必须，这是重大的社会使命。

　　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开创的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时代。这样的历史时刻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中国的文化产业此时不腾飞，不做生产力的助力更待何时？我们原来以为传统文化已经没有魅力了，已经没有市场价值了，但是韩流却给我们解读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对远去的民族文化是那样的怀念和热爱，而我们所给予的品种却是那么的稀少和虚胖。从好莱坞到韩流，都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警示我们奋进，也提示我们开掘，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支持才能奋进。

　　据《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国政府最近在泰国清莱大学捐赠了一所建筑，很多学生在这所大楼里学习中文，为了学中文牺牲休息时间也值得，因为中国是未来。文章认为这所中文建筑，只不过中国在东南亚持续推广中国文化的一环，随着9·11，随着留学政策的改变，亚裔学生开始向中国流动。怎样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呢？我们如何奋进呢？我想带出第二个话题，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话题，这就是振兴文化产业，我们该怎样走，路又在何方。

　　振兴文化产业，我们该怎样走，路又在何方？

　　我自己可能回答不了怎么办，但是我提出让大家思考，让文化人、媒体人跟我们一起攻关，来攻克这个理论和实践的难关。我认为应该在方向上学习借鉴韩国的经验，大处着眼，有大理想、大目标，放眼世界文化领域。有分割和重组世界文化产业结构的抱负和气魄，做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用一种智慧和大生气选择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无论是文化遗产的丰富性，还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中国都应该也有资格做文化产业大国。现在我们没有当成，必须承认，这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也是有些文化人经常报怨的，但是我想短期不能做到的，改变不了的，我们急不得，改革还需要渐进，在既定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探讨其他发展文化产业的可能，而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我们也有很大发展文化产业的空间。下面我们说一些抛砖引玉的想法。

　　我想讲四个体系。一个是讲一讲文化产业的空间体系，这是解决怎么看的问题。我们可以将文化产业当做一块摊开的大饼。中国正在走向越来越开明和开放，这一点必须要看到，就是我们现在估算的四分之三的空间，我想也有很大的自由度，我前面说过恩格尔系数，已经测算了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以及缺口有多大，即使只做四分之三，我想回报都是丰厚的，社会功效也是负责任的。

　　在创作自由的空间里，我们拿新加坡和广州比较。新加坡有两大每集团，一个是报业集团，这是私营的，一个是新加坡新传媒，这是国营的。新加坡从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的1971年开始，政府就通过了采取严厉舆论控制的措施，建立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加强廉政建设，从严执法，政治社会环境长期稳定，遇到敏感的问题，新加坡的记者是审慎的态度，绝不会离开轨线。另外新加坡是不允许三人以上进行公众集会的，一定要对内务部报案，同意之后才可以举行。

　　广州有三家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2003年广东人均GDP是5844美金，恩格尔系数33.9，是属于富裕地区。新加坡传媒的年增长是7.7％，产品年增产3.7，2003年传媒出口6.37亿美元，传媒业有3500个机构，广告总额是4.12亿美元，人均广告额是105.64美元。

　　我想讲一讲关于种类体系。这是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可以运行的领域里，外国人和朱哲琴、马友友、女子十二乐坊已经给我们启示，要进行一个一个系列的开发，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开发非常成功的例子，象《垂帘听政》、《康熙大帝》等等，也有象《水浒传》等等，在国内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可以加大创造力度，提高生产能力，做的更好。类似于木兰这样的动画故事，做卡通我们可以开发出象女娲补天、神笔马良、周公传奇等等，还有《四书五经》的开发，以前台湾的漫画家开发的具有禅风的《菜根谭》，都给我们表示出创作手段上的启迪，我们能不能在这些传统的经典哲学和道德方面，找出普遍大众喜欢的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段。

　　还有武打题材，这是目前做的比较多也是比较滥的环节，武侠在电影、电视图书戏剧里占了很大比例，但是内涵没有了，能不能在故事内容的开发上，除了浅薄的离奇古怪的电子手段的开发上，能不能在侠义上进行开发，在道义和良知上给人心灵的满足。

　　中国目前的社会道德有世风每况愈下的情况，拜金主义也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带来伤害，越是缺乏的东西人们越是渴望，韩剧引发了我们对儒家精神的怀念，我们能不能用自强奋进的侠义精神来满足我们对道义的精神需求。另外民族音乐、民族文化的系列部分也不能忽视，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每个民族都有宝贵的资源，比如说西藏文化，已经在国内国际引起旅游热潮，能不能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将美好价值开采出来，贡献给整个人类社会呢？

　　文化产品的种类还有一个是划分的体系，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居民消费可以分为生存、享乐和发展三个层次。生存为最低层次，发展为最高层次。发展主要包括教育、卫生、消费等等，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处于享乐和发展之间。我想需要强调的是两种推进文化。一种是推进城市中产和新贵阶层，从享乐向发展的飞跃。一种是推进慈善事业的健康成长，这是基于文化在成为商品之后本身的独立价值不需要彻底放弃的社会理由。种类的划分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关键在我们如何开发，怎样个性化的定义和推广，在市场营销方式等开发方面我们似乎没有学会如何创造，这是最大的难点。我们有一批优秀人才。当然对女子十二乐坊的问题，圈子里有不同的议论，但是不管怎样，人家在海外推广成功了。为什么“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研究找出中国文化输出的规律。

　　中国目前最大的弱势就是缺乏定义文化的弱势，文化产业恰好强调生产不同的东西，所谓定义的能力，就是创造的能力、创意的能力，与此对应的是模仿的能力和抄袭的能力，平面设计、流行音乐、计算机游戏都是目前市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应该设法在这些创意上加大力量，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专门奖励这些领域的杰出创造者，适当的结合信息工业，要在文化产业领域想方设法的制造我们的“靓女”，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

　　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关于中国文化产品的推销和包装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很大意义来说，并不是象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匮乏。但是显现出来的，在世界文化产品中的份额为什么那么小，为什么没有冲出国门，就象当年我们其他的商品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说有很多商品包装不好，我自己的感觉，在文化产品的推介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包装手段和推销手段不行，我们的包装手段和推销手段有非常非常需要改进的空间量。

　　换句话说，如果在包装和推销方面下一些工夫，做一些努力，很可能用北方人的话说，搭锯就有沫，只要包装和推销，暂时的成效就会出来，当然不一定能够持续，持续就一定要有更大的投入，更加深刻的反思，包括更加有效的行动。

　　前面说了两个体系，第三个讲途径体系，这是解决卖给谁的问题。毫无疑问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都要搞，国内市场非常大，我们前面说了很多数字，证明在世界面前中国国内市场有无穷的潜力，而国内的财富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更大的能力。开发国内市场肯定是我们首要，但是不是唯一的目标。

　　关于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前面都有涉及，不再重复，重点是国际市场的开发和平台市场的使用，现在国内有一种严重的崇洋媚外的思想，凡是西方的文化产品都觉得比我们的好，凡是韩国、日本的儒教文化就比我们正宗，自己轻视自己有时候到了可悲的程度。我们在国外旅行，住进那些超五星，或者是六星的酒店，这些酒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名贵的地方，摆放的都是中国式样家居，食用中餐也越来越多成为身份的象征，国内一些文化从业者乐于盲目的引进国外的文化产品，引进之后发现居然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日本人的《西游记》、美国的《花木兰》，连《侏罗纪公园》，是美国人参观了四川恐龙公园之后突发想出来的。

　　我对广东和广州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非常看好，甚至觉得广东有条件有实力有希望竞争文化产业领军者的角色，因为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地缘优势，广东都有能够做好文化产业的优势。岭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相对比较完好的地区，中国八大民系中广东占了三个，文化本身就丰富多彩，完全可以开发出风格独特的文化产品，比如说粤剧、广东音乐、粤菜，能不能融合现代因素进行重新的加工和利用，向内向外开拓新的文化市场。

　　以广东音乐为例，轻盈欢快象《步步高》、《雨打芭蕉》等等，能不能有发掘再造的空间，做广东音乐的摩登版，或者和现代舞结合起来，搞出其他的新玩意儿。我觉得是可以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一带，具有极强的辐射力。经济基础上珠三角积累了一定的财富，03年深圳的人均GDP达到六千多美元，顺德也达到最富裕的经济指标，都说广东在局部地区完全有能力推动文化产业的高速度发展。作文化产业的先行者，广东接近香港，具有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

　　最后是属性体系方面，主要是解决文化产业化要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看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按照传统的惯性下来，这确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体制，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是不能提产业化的，但是我们现在还要重新来研究这个文化产业的属性问题。如果从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两个角度来探讨文化产业的出路，就会有两个困惑。一个是商品性会不会取代文化形，一个是文化含量高精粹的品种，会不会遭到被灭绝的命运。我认为两种情况都不会。

　　由于过去我们一直不愿意提文化产业化，认为跟市场联系起来，就会削弱文化的宣传功能，背弃社会属性，这其实不全面，导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消极被动，成长速度慢，创新力度小，以至于市场被人家抢占了先机。如果说将文化产业这两个词的关系，用商品社会的词来解读，文化只是一个形容词，产业只是一个重点。比如说美国文化，就是一个典型，你能说好莱坞大片具有强大的商品属性，而缺乏社会属性，恰恰相反，好莱坞影片受欢迎之一，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对永恒价值的追求，如爱情、亲情、勇敢、正义等不遗余力的放到产品里，当然也有文化的美国观念。他们的许多影片都比我们更具有教化的功能，所以他们不仅赚钱，而且教化了国民也教化了世界。

　　但是这些优秀的文化元素，在他们的手里变成了奇妙的赚钱的魔术。现在好莱坞的片商甚至想抢先注册孙悟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就给注册了，对，人家就想注册。可见我们民族文化的遗产，如果我们不再进行推销和开发，就会被人家抢走，反过来再卖给我们。

　　文化产业大战中的香港

　　下面我想特别讲一讲国际平台，因为在广州，现在又提到CEPA，作为凤凰卫视，必须帮助香港说两句话，当然这也是好的建议。以香港为例，香港过去成功的扮演和东方好莱坞的角色，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业的黄金时代，年产量超过200部。然后又用了11年的时候打回原形。2002年香港开拍的影片不足80部，全年票房收入不足3亿元，连成龙个人的片酬都不值这点钱。本来香港可以继续扮演东方好莱坞的角色，扮演大珠三角的文化领导者，但是他们没有积极地做。

　　但是北京、上海推着他们做，或者利用自己的市场空间作为做，必然会取而代之。香港积累了大批的人才，灵活的机制使它依然享受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殊荣，仍然是世界信息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具有进军国际市场的商业优势，我们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力和资金都可以走出去，借香港完成香港主要消费者的角色向合作者、生产者、管理者的转变，甚至我们可以沿着这个产业链往上攀升，通过合并、嫁接、寄生甚至收购的方法，充分利用香港的平台，唱出自己的歌。

　　人类社会与动物之所以有区别，就是对精神世界有追求，对永恒价值有追求。文化会不会灭绝，如果将文化特质放在重点，产业作为经营手段参考，比如说芭蕾舞等代表了人类的审美水准，价值在提供观赏，而不是创造财富，需要各界供养，而不是自给自足。这样的文化种类，不能强求市场化，这需要国家或者基金，或者慈善机构来捐助维系绵延。

　　文化产业不是一刀切的，媒体也是一样，比如说英国的BBC，他们都是国家或者公营机构控制的，所以在他们的节目中完全没有广告播出，通过国家从税收中统一拨款的方式运营，保持了独立的客观公允和国有公有媒体的权威性。因此我们说发展文化产业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是迫不急待的大事，不仅在座的这些人有责任，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他们能够将这件事做好、做下去的空间。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今天在座的都是广州的文化人，甚至有些是领导者，我希望我的演讲能够跟大家有交流和共勉的机会，有些话说的稍微重一些，希望大家体谅我的用心。

　　谢谢。

　　主持人：刚才刘老师做了精采的讲话，下面的时间请大家提问。

　　现场提问：刘先生，我是媒体的工作人员，我想问一个媒体的问题。

　　作为海外的观众，凤凰卫视以香港为基地是一个华文媒体，对于大陆观众来说，凤凰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媒体。两边的观众肯定有不同的需要，凤凰是怎样平衡这些观众的不同需要？

　　假设说中国的媒体市场会不断的开放，而且凤凰会有越来越大的市场，甚至成为另外一个全国性的电视网络，那么在这个阶段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需要去平衡，比如说作为国际化的媒体和作为本土化的媒体，怎样平衡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

　　刘长乐：我想可能知道凤凰有一个口号，叫做“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宗旨。作为香港的一家媒体，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局部，但是我们的视野或者说我们的气度是覆盖了全世界的华人，我们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怎样兼顾海内海外华人观众的需求，总体来说，我们是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将华人共同拥有价值观的东西开发出来。在海外和国内，华人都有着许多共同的追求，有着共同传统文化的根基和底蕴。你可以注意到凤凰很多节目，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它的道德标准，似乎有些宽泛，它的视野也似乎有一些比较的空旷，我说空旷的意思是泛中华，因为覆盖了两岸三地，也覆盖了东南亚，也覆盖了世界，同时也有相当的国际化视野。

　　因此我们追求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共通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因此不仅是海外的人看着我们亲切，国内的人也觉得我们不陌生，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带来的。

　　至于说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包括媒体的开放，给海内外的电视台或者海内外的电视从业人员带来的冲击，我认为这个开放的过程是渐进的，中国媒体的开放可能是最后一个领域，我们并不期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全彻底的打开大门，其实海外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很多的对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媒体保护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也非常的理解。我们一方面在静静的等待，我们一方面也在积极的争取，当然我们实际上也在默默的耕耘着，在现有的市场空间里，将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

　　现场提问：刘先生，您好！我刚才听你讲到文化产业的空间体系，在内地的文化产业可能受制于政治的可能是1/4，按照我的理解，这会不会指内容上的受制？但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象一些书刊的出版、电影发行等，都是在政府管理之下的，有时候体制，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比较僵化一些，可能这方面受制的比例会比较大。比如说书号，做什么都需要有批准有审核，出书、杂志、报纸，任何一个东西，文化产业的。

　　刘长乐：我听明白你的问题了。

　　我刚才所说的1/4的概念，跟你的理解是对的，是一样的，我指的是内容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内容的部分，可能是我们在发展的空间体系里最重要的部分。刚才你说的管理问题，包括了手段方面，我认为你提的也非常对，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个文化体制上的缺憾，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文化体制的改革仍然在比较迅速的进行中。

　　比如说广州，从媒体改革方面来说，广州日报就是全国第一个产业化运营的排头兵。我非常为广州感到骄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步，广州先走一步，当然这是在中央认可下进行的，但是不管怎样走出去的。现在有多少报业集团，包括前天北青报，作为中国第一个媒体概念股，在香港的主板上了H股，当天就涨了20％，这说明了文化产业化的步伐还是相当迅速的，也说明了国外对文化产业化的进度是非常非常期盼。当然有没有第二个，第二个是谁，我们都拭目以待，我希望是广州的媒体。

　　现场提问：刘老师，我是一名学生，所以我问的问题比较轻松一些。

　　我想聊聊韩流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凤凰卫视播了《天桥风云》，以及华娱播放了《蓝色生死恋》之后流行起来的。你们凤凰卫视也做了很多保护中国古代文化的东西，比如说“纵横中国”、“寻找远去的家园”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在抵抗韩流以及继续传承中国文化方面，凤凰卫视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长乐：其实我在讲话里，本来是有一段想做自我批评的。

　　的确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韩国的电视剧，凤凰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原因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了，一个就是当时的韩剧比日剧在购买上便宜很多（笑），我们毕竟商业电视台，必须要控制成本，所以当时韩剧的播出量比较大，再一个就是韩剧的儒教文化内核和华人所倡导的这种向上向美向善的追求是非常一致、非常吻合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初衷。

　　值得庆幸的是，李长春就曾经有过一次讲话，说到现在凶杀的剧太多了，象韩剧中讲伦理、讲道德的戏少了，他认为韩剧的伦理戏可以多播一些，所以中国原来有一千多个小时的外国境外电视剧时间放开了，其中对韩剧这一块，中央电视台也已经开始播放韩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韩剧，需要做一个判断或者努力，我们应该将韩剧的风，将韩流的风杀回日本的凶劲，我们能不能在学韩流的基础上，拍出比韩剧更具中国传统的东西，杀回到韩国去，这样效果才会更好目前也会达到。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视剧，也已经在韩国、日本、东南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只是没有形成规模。

　　现场提问：刘老师你好，我是中大的大一新生。

　　我欣赏凤凰卫视，她是美国《宪法修正案》里提到的新闻自由相吻合。大陆媒体因为体制的限制，并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想凤凰身处自由的香港，怎样顺应中国和平崛起的姿态，以先锋姿态挑战英文媒体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呢？凤凰在国际化的扩张过程中，怎样参与到国内媒介行业的市场重构中呢？

　　刘长乐：这好象象演说，不象是提问。挺好挺好，中山大学学生水平不错。怎样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环境中，为华语媒体打造出我们的空间，你还有一些对环境的描述，确实我们应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的改革，应该说尽管有这样那样过去历史遗留下的限制，包括现代体制的掌控，但是这个空间以后非常大了，我自己在中国大陆媒体干了整整十年，我想在座的许多媒体人也有同样的体会，象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话语空间是我们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象你们现在这么多的报业集团，这么多的报纸，而且有这么多丰富的信息提供，包括现在网络的信息提供，这是过去不敢想的。当然我也认为如果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按照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方式来开放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承受不了，因为确实中国的经济水准，中国的道德水准、文化水准，还有一个相当的发展空间，我们刚才尽管说到了GDP的增长是非常迅速，人均已经到了一千，不要忘了相当大的农村人口还在贫困中，至少还有三千万人吧还在贫困中。我们从西方民主的发展进程中，也应该可以看到，民主是一种奢侈品，它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的、道德的、社会的基础。我不是为官方说话，我也是有这个体会。包括香港，大家可以注意，香港和澳门的区别，香港媒体和澳门媒体的区别，香港社会的动荡和澳门社会的稳定，大家也能够看到。刚才你说到媒体环境时，我给你这么一点提示。英语话语空间现在在国际上确实是无处不在，他们的话语空间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语言使用范围和空间，我想跟电影一样，它的份额、电影产品总量占6％，但是却占了全球电影市场票房的80％。换句话说，几个主流媒体，几个西方英语的主流媒体，尽管台、公司并不多，但是拥有的话语空间到了80％，这是非常惊人的。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千禧之旅我们到鲁克苏参观，导游告诉我们这里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恐怖袭击，有90多个日本人被四个枪手打死了。

　　导游是一个埃及人，他非常愤怒，因为他是给我们当导游，而且我是贵宾，是VIP，他遏制不住对我们那种愤怒，就说你是被CNN骗了，我说你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说，他说完全不是这样，根本不是伊斯兰的极端分子打的，但是当时我们得到的信息，或者说统治对世界的信息源CNN就说是伊斯兰打的。当时埃及保安部队将这四个人打死之后发现这四个人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呢？

　　割礼的方式是犹太人的割礼方式，没有办法改的。我说你怎么不将这个话说出去呢，他说我们说了没有用啊，当然现在有半岛了，是不是能说出去呢？所以英语之外的语言中出现了两个电视台，在世界话语空间里进行重新的组阁，一个是阿拉伯语的半岛，一个是华语的凤凰。

　　现场提问：刘老师你好，我是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从事新闻的工作者。我想提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我不知道你留意到没有，今天提问的听众都是男性，现在还没有女性提问，希望主持人也给女性听众一个机会。

　　我不知道凤凰电视台是不是对男性观众更有吸引力？也不知道你们做过调查没有，收视率的调查，究竟是男性的观众多还是女性的观众多？另外我觉得刘老师今天的演讲非常精采，非常有魅力，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女性观众提问，感到非常的遗憾。请刘老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刘长乐：关于收视调查，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相比，资讯台的男性观众多，多出接近30％。但是中文台，女性观众多，中文台的年轻人多。在场的女士们不提问，是不是跟部长没有点女士有关系，我看到很多女士都举手了。

　　现场提问：我是芳村区委宣传部的。

　　我想提的问题是，凤凰卫视主持人不仅在大陆，还在全球华人的观众心目中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很多都是名嘴，形象非常好，而且素质非常高，其中有一些还是广东地区过去的，象窦文涛、梁冬等，请问刘老师怎样点石成金的，他们过去在广东可能知名度并不高，去了凤凰怎么成了王牌知名人，而且和节目结合成为节目的品牌，你们在选拔主持人的标准方面，或者是怎样培养主持人，和节目的经营方面有什么学问在里面？

　　刘长乐：你这个问题能说三个小时。我不想回答我们怎样选拔主持人，因为这也能讲半天。

　　有很多人为什么到凤凰就成名了，一个是我们“三名”的战略——名主持人、名评论员和名记者的战略。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我们在创办初期的时候，研究对于主持人形象塑造的时候，我们究竟走英国路线，还是美国路线。

　　简单来说就是BBC路线，BBC的主播完全是工具，当然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传统的中国电视台也是这样的风格，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娟老师就强调播音员应该以内容感动、调动观众的情感，而自己只是一个播音机器，他们曾经有这样的专业论述。而美国不是这样，美国非常崇尚个性化，所以美国走了一条明星主持人的路线，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或者是年轻人，他们有老头的，象我们也知道的，象华莱士等等，还有包括老太太等名主持人，年轻人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将张扬个性变成我们在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需要非常非常强调的一个战略，正因为有张扬个性的战略，我们才选择了走“三名”的路线。我们不遗余力的推荐主持人，我们不遗余力的包装主持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主持人成名，这是我们毫不掩饰的，而且策略清晰，我们希望所有的主持人都是单一个性的张扬，有多少个性就展现出他们多少个性，正因为他们的个性张扬了，正因为公司全力以赴的推介了，所以他们到凤凰就成名了。

　　现场提问：刘老师好，我是中山大学大一的学生。

　　刚才您的讲座是侧重于中国的媒体，或者说中国文化产业怎样打出去，怎样塑造一个品牌，一个拳头。毫无疑问凤凰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对于现在的文化混乱，怎样进行整合对外传播呢？

　　刘长乐：这也说的非常好。今年我们本来创办两个新节目，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确立了《风范大国民》，但是内部有一些争论，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就是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大国民了，中国就这么理所当然的要提倡大国民的风范了吗？我们觉得中国从整体来说不能称为大国民，但是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五千，不能不说局部的大国民已经形成。

　　在经济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中国人的道德质素没有跟上发展。所以我们的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在北大演讲，也是象我这样全力以赴的推介大国民素养，我们将在片子里以公开投稿的方式，包括在座的各位，索要很多的中国人在文明道德方面的陋习、陋形等形象化的东西。

　　比如说香港的报纸经常登在金紫荆花下三个台阶，经常有人游到那里很累脱了鞋在那里扣脚丫子，还有吐痰等等，我们在研究世界时发现日本人做的非常好，经济的发展是渐进的，所以文化道德的发展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在走。但是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中国人现在在经济迅速发展中的这种道德发展跟不上趟的情况，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作为媒体稍微提供一些教化，能不能使中国人大国民风范提升起来。所以我们明年会做这一档节目。

　　另外我们还想做一个《文化大救亡》，我们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但是文化产业应该说相当落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救亡的行动、救亡的口号，甚至应该有救亡全民的总动员，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这个节目准备还不充足，在我们准备充足的时候，才会推出来。刚才你说的现象确实存在，媒体人、文化界、理论界都有责任，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谢谢。

　　现场提问：我是凤凰卫视的一个普通观众，我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新闻，比如说9·11事件等，我特别想问刘老师，在新闻推介方面凤凰卫视是怎样的考量？我也曾经听过凤凰的知名阵地记者说过，凤凰高层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拿出一个计划，和CCTV一比高下。所以他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很单薄很力不从心，但是高层给了任务只能做计划。凤凰卫视在做世界重大新闻事件时是怎样做的，怎样使凤凰在世界新闻事件中有一席之地？

　　刘长乐：今年凤凰卫视报道别士兰事件，是911、伊拉克战争之后质的飞跃，这是我们内部评论时说的。华语媒体有没有报道，在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时，华语媒体有了一个非常及时的报道，这是完成有没有的问题。在伊拉克战争中，由于闾邱露薇的勇敢，所以就完成了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在不在的问题。

　　我刚才说的例子，9·11事件结束之后，纽约的世界媒体博物馆收藏了除了英语媒体之外的全球两个911报道样板，一个就是半岛，一个是凤凰。这次别士兰事件是我们完成了华语媒体在对西方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中，报道的行不行好不好的问题。当时我们到达现场时，只有美联社、半岛等在，所以我们报道的消息，不仅完成了华语观众对事件的跟踪，同时这些报道也为西方的主流媒体所大量的采用，这就为我们的华语媒体长了一个脸。因为我们搞新闻的都知道，我们在新闻的报道中，我们的信息能不能进入管道，能不能在人家的地方体现出，这是很重要的。你刚才说在重大题材的报道中，凤凰卫视怎样做到的，我刚才已经做了充分的回答。

　　还有跟CCTV这一块，我还没有听说过。

　　现场提问：国内有两种，以江苏为代表的做民生新闻，2002年推出时引起了很大了反响，而且主持人也被挖到中央电视台。还有就是以东方卫视为代表的做国际新闻的，2004年零距离招标时，广告达到了一亿零八十八万。请问刘老师，在做民生新闻、国际新闻时，您有怎样的看法？有老师说将电视做到民生新闻，这是电视新闻回归大众，刘老师怎样看？

　　刘长乐：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民生新闻的回归，或者说崛起，是跟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凤凰卫视，其实你要注意的话，凤凰卫视对民生的关注，我们有很多节目，比如说冷暖人生，这是陈小楠的一个节目。

　　在消息新闻方面，我们也关注全世界华人的民生新闻，比如说英国的海滩被淹毙的偷渡客，还有西班牙我们的皮鞋商被人袭击痛打，还有到纽约旅游的赵女士被海关毒打的事件，凤凰都跟进报道了。

　　凤凰明年将在晚上七点整推出《直播大中华》，这是凤凰对全球华人世界做详尽报道的新闻总汇，我们将原来的《香港TODAY》全部融进去，还有台北直播室，融合进去，变成民生新闻、社会新闻和其他新闻的总汇。如果城市跟踪特别具体的报道，这不是凤凰的发展方向，因为凤凰是卫星电视台，覆盖面非常大。这是城市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贴近服务、贴近群众很好的报道方向。

　　现场提问：刘老师，你好，我是国立暨南大学新闻系的二年级学生。我是凤凰很热情的观众。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凤凰因为独特的地缘优势，在香港，有外资参股，有独特的媒体定位，随之带来独特的话语空间。那当国内的媒体政策进一步放开，国内媒体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大，更多的关注民生新闻，也更具有亲和性的时候，凤凰还想有现在辉煌的地位，路应该怎样走？我注意到您在很多的谈话中都经常提到文化，不知道二者有没有关系？

　　刘长乐：现在国内有些媒体对凤凰的话语空间有一些误解，我最近在极力的做解释，我想也对你再重复一次。凤凰的话语空间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媒体大，比如说现在国内媒体的话语空间最大的，是凤凰恰恰没有的，那就是批评。比如说焦点访谈、比如说东方时空，比如广东电视台或者城市电视台等等，很多电视台都有大量批评类的报道，凤凰由于你刚才说的这种这种独特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

　　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话语空间该有多好，因为我们生存的空间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对于钢丝的把握，对于擦边球的掌控，是费尽了心机，所以我觉得单纯认为凤凰的话语空间大于国内媒体的话语空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的，如果这个命题本身不存在，那么将来国内的媒体空间达到跟凤凰一样怎么办，因为本身这个前提就不存在，我想是这么一个概念。至于说你提到文化和媒体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明白。

　　现场提问：我的意思是看到您在其他场合的一些谈话，凤凰的立台之本是注重文化，刚才您也提到凤凰05年也许会有文化大救亡新节目推出。

　　刘长乐：第一个季度不会推出《文化大救亡》，还在准备，但是至少会推出《风范大国民》。

　　现场提问：将来凤凰有没有打算成立文化地理频道？

　　刘长乐：将来再说吧。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今天刘长乐先生介绍了大量的信息，介绍了我们文化资源大国、文化产业小国的现状，强调了文化兴国匹夫有责的理念，突出了必须大处着眼集中审美智慧，提出了善于发现挖掘潜能自强奋进，展示了解决的途径、对策和平台。

　　刘长乐老师干任何一件事都是非常认真的，就象今天这个讲座一样，刚才他介绍了他们的领导班子，还研究了几次，昨天林树森书记、陈建华部长和刘长乐老师进行了畅谈，他给广州的文化建设提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好的交流。

　　昨天晚上他三点才睡觉，回去之后还要处理很多事，所以只休息了三个小时。刚才我还问他，我说你在北京的时候多还是在香港的时间多，他告诉我准确的是在飞机上的时间多，空中飞人，全球到处看，所以他有很多视野在开拓。

　　所以让我们对他今天精采的讲座，对他的敬业精神，抱以热烈的掌声。今天的朋友们很认真，还有很多坐在通道上，站在后面听完整个报告的，我代表主办单位，也代表长乐老师感谢你们！！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