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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遭遇非典恐慌 社会心理的反思

2003-02-21 12:55:15 南方网-南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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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春节刚过,广东,特别是广州,就因一场传言和恐慌成为全国注意的中心。这段时间里,网上最热门的词汇是“广东”、“肺炎”、“板蓝根”、“白醋”,手机短信更在其间推波助澜,致使很多外省城市也出现了高价抢购药品甚至一度脱销的局面。人们从吃惊到猜测,进而忧心,迅速恐慌,整个过程中,情绪比病情传得更快,政府、媒体和老百姓都陷入一次突如其来的危机中。之后不久,广东部分地区又出现食用盐和大米的价格飞涨,好在风潮迅速得到有效制止。

     今晚(2月21日)21∶30-22∶30,我们邀请到华南师范大学刘学兰副教授,就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心态和表现,做一些社会心理层面的剖析和反思,欢迎各位网友在线与刘学兰教授交流。

  主持人:前段时间广州被一起流言袭击,外省的很多城市也受到影响,现在事件也逐渐的平息下来,人们现在的反思也逐渐的深入,今天我们请来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的刘学兰老师,请她就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做社会心理层面的剖析,欢迎各位网友在线和刘老师进行交流。也欢迎刘老师的到来。

  刘学兰:大家好,我是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老师,从事社会心理、教育心理方面的一些研究,对于这一次的事件我也很关注,很高兴今天到聊天室跟大家聊天。

  主持人:这次非典型性肺炎在广东部分地区出现,并且传染了一定数量的人群,一时间流言四起,还出现了抢购药品的现象,我们想首先请您先谈谈流言传播的特点,流言为什么能够传播这么快,而且越传越变样,在传播流言时传播人群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刘学兰:这个事件确实是流言导致的恐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当然也是突发性的社会危机事件。流言是大众中相互传播的不确切的消息,它和谣言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流言有时候是无意的流传,而谣言是有意的捏造,在这个事情过程中,我觉得用流言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流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它跟正式的沟通是不一样的,流言的传播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首先流言传播的速度极快,在现代社会通讯很发达,可以透过电话、网络、短信等等,这就使流言的传播速度比以前更方便了,而且速度也更快一些。这样的话,它的影响力,或者说杀伤力会更大一些。

    其次,流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内容会越来越失真,越来越生动和离奇,传到最后,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第三,流言传播是一种传播者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创作的过程,传播者会对原来的信息加以弯曲和夸张。比如说在传播流言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歪曲的方式。

    第一种是削平,也叫做一般化。意思是说我们在传播流言的时候,会使听到的这个信息传播出去更加简明、通俗,让更多的人一下子可以看明白。一些复杂的,比如说象非典型性肺炎流言传播的过程中,一些复杂的医学原理,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删去了,我们可以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所听到的信息,这就叫做削平,或者是一般化。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一听就明白,传播给更多的人。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磨尖。当我们把不太明白的东西削平之后,就可能会把一些东西磨尖,强调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可能删去了。比如说在这次流言的传播过程中,比如说有的人在传播的时候,可能对死亡的人数很感兴趣,在传播给别人的时候会保留,但是对自己不太感兴趣的就会删掉了。这就是磨尖,或者是强调化。

    第三种,我们称之为同化,尽量的经过自己的一种加工,使这个流言好象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就是说使它更象自己的一个判断,我们俗称添枝加叶,我相信在传播流言的过程中,可能任何一个传播者都会增添自己的一些东西,生怕别人不相信,可能都会强调一下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或者是朋友说的。

    我们要去辨认是不是流言,主要是看是不是符合这三个特点。

  主持人:人们在传播流言的过程中,是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乐意去传播流言呢?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就去传播了?有没有心理学方面的依据呢?

    刘学兰:原因有很多。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流言所传达的一些东西,内容本身会使人们有不安的心理。如果一个人不安的时候,把这种东西告诉别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危机感的释放,能够暂时的减轻自己的不安。我把我所听到的不安的消息,也许这种不安的心理会减轻一些,如果这个恐惧的信息只有我知道,恐怕会有更大的不安。这时候我们会更乐意告诉别人。

    另外,我发现在这次流言传播的事件中,也有很多人传播流言也会感觉到很兴奋,流言的传播,实际上也会使某些人满足寻求刺激的感觉,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些刺激。

    也有的人传播流言,会把这个作为一种联络和沟通感情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发这样的一些信息,觉得会使对方感觉到自己在关心对方。

    当然还有人传播的话,可能有些人受人注目,一群人在一起,说出了这个消息,马上会成为一群人关注的中心了,可能会满足当时受人关注的需要吧。可能有一小部分人有这样的动机。

    当然还可以进行很多分析,为什么很多人乐意传播流言,应该说还是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因此某些人在传播流言的时候,既紧张又兴奋,既担忧又能获得满足,我想这是流言能够蔓延的一个心理原因。

  网友(在遥远的地方呵护你):信谣、传谣、抢购者似乎有两大特点: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比例大;二、女同胞尤其是老太太占的比例大。请问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刘学兰:我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一下。

    一个是受教育程度低,一个是女同胞或者是老太太,在传播流言的过程中,肯定是把人非理性的一面暴露出来,就是说整个事件可以看出人非理性的一面。如果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就不会成为流言传播的主体,流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意思,肯定不会盲目的传播流言或者是盲目的抢购。受教育程度低者,判断的能力可能会稍微的弱一些,或者对自己非理性的控制能力弱一些。

    一般来讲,一个人受教育程度高的话,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表现的更理智一些。女同胞或者是老太太,一般来讲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情绪化一些,会更多的有非理性的一面,而且女性的不安全感,一般来说会比男性强一些。

    所以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女性,当然是尤其是老太太了,因为年龄上又处于弱势,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盲目的从众。

    主持人:导致流言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流言传播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流言的产生?一般有什么样的原因?

    刘学兰:流言产生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

    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这个事情本身是公众感兴趣的,比如说这个事件就是跟人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跟人人都有关,跟人们相关的事情,就更容易成为传播的中心。

    第二,在正常的信息渠道受到一些阻碍,或者说缺乏信息、信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猜测、想象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这个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导致流言的产生。

    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流言的强度等于事情的重要性乘以情况的模糊程度。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越重要,而信息又越模糊,这个流言就会越泛滥。这是一个公式。

    但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说在这种不安或者忧虑的情绪状态下容易产生流言。

    其次,我们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比如说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认识上的偏差,我们会对信息进行一些歪曲,这也会导致流言的产生。

    当然,也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的捏造,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流言泛滥的一个原因。

    主持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的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和媒体,自从作出公告之后的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他们的公信力很强,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政府和媒体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公告时间。对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您是怎样看的?政府的抗危机能力,是不是可以培养的能力?如果可以培养的话,应该怎样进行培养?

    刘学兰:应该说这种能力肯定是可以进行培养的,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我发现当政府和媒体正式站出来作出澄清之后,流言很快被平息下去了,也说明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至少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有足够的公信力,流言才会很快的平息。但是最好是在流言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和媒体能够正式的站出来给予澄清,就不会导致流言的泛滥,人群大规模的恐慌了。

    在这里讲到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关系,我觉得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从这个事情中,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公众对政府,有信任的一面,因为政府站出来之后流言很快就平息了。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流言?就是因为不安产生了流言,也蕴含着公众可能对政府有不信任的一面。因为公众对事情拿不准,不知道政府有没有有力的举措,先把醋买回来再说。所以说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吧。

    刚才讲到培养能力的问题,作为政府来说,当然是需要增强处理社会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特别对我国政府来说,也是需要加强对社会危机应对的能力。作为公众来说,当然也需要加强自己理性分析的能力,也要加强自己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想到了一点,就是公众这种能力的培养,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在其中,作为政府来说,有责任去培养整个公众抵御危机的能力和素质。公众的这种素质也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比如说媒体或者是政府,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话,公众实际上就很难说碰到一个危机就会很理性的应对,从来没有碰到过,或者非常乐观的看待周围的事件,一旦出现一个危机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应对了。这时候我们不能片面的指责公众如何非理性,其实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社会和政府的一个职责。

  主持人:在没有发生危机,就是说比较平常的情况下,政府和媒体是否能有一个通常的做法,通过这个做法来逐渐的提高自己的威信呢?

    刘学兰:肯定是有的,不仅仅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政府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提高自己的公信力。
   
    主持人: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众和政府要相互的信任,慢慢的积累,在危机情况下,其实也是检验政府公信力的时候。

    刘学兰:对。

  主持人:有网友曾经发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帖子,说“今年情人节不收礼,收礼只收板蓝根”,还调侃地说,“可怜的广东人,再小资也变成小农了!”。如果我们拐个弯解释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说广东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危害健康和生命的流言就特别敏感?一般地看,人们对哪一类的流言反应最强烈?对这种流言的反应有没有地区性的差异?

    刘学兰:当然也是跟自己的生命有关了,如果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系的话,肯定是反映最强烈的。总的来说,就是跟自己有关的,跟自己的生命、生活、利益有关的,这一类的流言人们的反应是最强烈的。比如说抢购米和盐,确实是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就会很容易的关注它。

    流言或者说任何心理现象,肯定会跟经济的水平,或者说物质生活的水平是有关系的,这是肯定的,有人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因为这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必然会关注心理层面,心理方面的问题必然也会比较多,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对自己的生命更加关爱和注意一些。
    
    主持人:在这次事件过程中,公众他们一个普遍的诉求,就是对普遍的事件应该享有知情权。那么公众如果对任何事情都有知情权,是不是更容易引起恐慌?公众对真相的心理需求有多强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平衡?

    刘学兰:我想知情权的处理要相信公众,知情权包括比如说执政的情况,社会知情权比如说社会重大灾害等,需要给公众一些这样的知情权。当然也有人说给公众这样的知情权,也不能解决问题,我想不能这样看,应该给公众这样的知情权,也许有了这样的知情权,公众还是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至少应该给公众这样的权利。

    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人文关怀”,我想这也是属于人文关怀的一部分。

    现在公众事实上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如果总是不让公众知情的话,怎样培养出公众抗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点上应该给公众足够的知情权。

    有人也说过给公众知情权,是对公众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怀,是给民众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说的很对。

  网友(冰山):有人说,这件事反映出了广东人的素质低下,你怎么看?因为确实有很多白领也参与其中,你能谈谈你的看法吗?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又如何呢?

  刘学兰:我可以先谈谈我自己在这件事情过程中的表现。

    我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准备,买了一些东西,因为这是涉及到我的生命问题,但是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的醋我没有买。我买了一些药品,在家里熏了一次醋。

    人是有理性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有非理性的一面,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在一种恐慌的情绪当中,恐慌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当然白领在一定的时候就醒悟了,醒悟的比较早一些,但是恐怕都会卷入其中。这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素质低下,因为人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表现,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人表现出非理性的时候,他就没有素质,这里面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不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广东人对自己的生命比较关注、关爱,如果一定要跟广东联系起来的话,我想是这样的。

  主持人:这一次的恐慌使很多网友联想到几年以前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天津曾经出现的艾滋针事件,这几类事件有没有可比性?

    刘学兰:首先都是恐慌情绪的蔓延,不管是来自经济领域还是日常的生活中,既然是一种恐慌的情绪,就自然有非理性的一面。所以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所谓的艾滋针事件,在这一点是相同的,当然引起的事件是不同的。

    主持人: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前几天报纸上的一个时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在这次肺炎事件过程中,公众单单有知情权是不够的,这个时评的作者援引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他把心理学的研究和经济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认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如何判断和决策的问题,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次的危机事件,其实就是在一种不确定的条件下,即使人们当时知情了,知情权得到满足了,但是对整个事件的帮助还是不大。

  这就跟您刚才说的也许不大一样,这个人的观点就是主张如果单有知情权,但是不能克服一种认知的偏差,如果不了解公众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认知情况,这个知情权也没有多大的作用。我想请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解释一下什么是认知偏差?社会心理学是不是就是研究人的认知习惯?

    刘学兰:我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没有深入研究,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得诺贝尔奖,就是和他对人的非理性研究有关。讲到认知偏差,一种不确切的认知,本来认知是一个确切的过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很多不理性的因素,就会导致认知偏差。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认知偏差,比如像偏见、成见,还有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的光环效应,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就会认为他会有很多优点,如果知道他的一个缺点,可能会想象他有很多缺点,可能你本身不认识他。这都是属于认知偏差。

    比如说刻板印象,比如说认为某个地区的人一定是怎样的。在一种恐慌的情绪下,认知偏差就会更容易的产生。所以确实刚才那个人说的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了解在不确定情况下人的反映,人的心理和行为,单单靠知情是不够的。我前面也讲过,有知情权也不一定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我们也要给公众知情权。这个时候平常的教育和引导是一方面,确实公众也需要了解在这种认知偏差或者不确定的情况下,公众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个方面我们社会心理学也会有一定的关注。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情况吧。

    刘学兰:应该说,这是一门可以更好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社会的一种学问,包含社会认知、态度的转变、文化差异、团体心理、大众心理现象等等,包括很多内容。

    我们国内社会心理学以及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我认为是进入最好的一个时期了。当然如果你要和发达国家,比如说跟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至少是越来越好,进入一个很好的时期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现出了一些趋势,现在社会心理学越来越重视应用的能力,比如说社会心理学家也很关注心理健康、关注公众压力,甚至也关注司法领域等等。

    另外社会心理学也越来越强调本土化,比如说我们不能用美国人的心理来作为中国的判断标准,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心理现象,本土化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也在研究本土的社会心理现象。
   
    主持人:是注重定性还是定量的研究呢?

    刘学兰:现在还是比较注重实证的方法,来获得一些客观的结果、数据,这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当然我们需要做一些定性的分析,社会心理学毕竟有很多关注的问题,涉及到人的本性、生存的状态等等,这些问题肯定要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探讨。所以应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但是你没有定量就没有说服力,必须要有时政的方法,比如说实验、调查等等,来获得一些有说服力的数据。另外政府要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重视对社会心理的调查,这我们也称之为是一种预警机制,刚才也讲到怎样增强政府的抗危机能力,不要等到危机来的时候,才去想怎样做。平常要注重对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的了解。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可以进行预测,就可以把一些危机扼杀在摇篮中。
   
    主持人:增强政府的预警能力,在这次事件后是很强的声音了。

  网友(艾儿):你能分析一下传媒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吗:一开始不出声,后来又铺天盖地,他们究竟在此事件中担当了什么样角色?因为我认为在此事件中媒体是失职的,可现在看看这些报纸,还大言不惭地鼓吹自己如何辛苦,纯粹作秀! 

    刘学兰:在这个事件中,前一段我不是特别清楚,不便作出评论。但是我认为在流言到最鼎盛的时候,2月11日媒体出来说话的时候,我想媒体至少是起到了平息流言的作用。但是在这之前,媒体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有没有积极的反映,因为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情况,所以不便作出评论。

    我想顺便就媒体怎样增强自己的公信力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作为媒体来说,要增强公信力,作为政府来讲也要增强公信力。媒体的公信力来自于几个方面:

    一定要真实,真实才会带来公信。在报道的过程中,如果有不真实的,就会降低公信力。我发现不同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我想对公众的影响,可能就会有不好的方面。比如说各个媒体报道的死亡数字,好象是有出入,就是在这次事件中。所以这样可能会增强公众的不信任感,要有公信力,就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现在某些媒体还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所以可能权威还不够,我想可能在这方面需要加强,因为不仅仅是报道者,还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思想者、分析者。

    主持人:如果媒体都可以按照您说的这个要求去做的话,就实在是太好了。

    刘学兰:我认为媒体都应该有人文关怀的意识,作为媒体来说,时刻站在公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会更好一些。

    网友(气死你):请问刘老师,您觉得政府应该从这次风波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

  刘学兰: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应该增强抗危机的能力,这一次事件我们政府是有所进步的,但是这种能力,还确实是需要提高的。另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应对社会危机的制度,能力是一方面,制度的保证也是一方面。比如说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当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谁来负责什么等等制度,但是现在还缺乏完整的这样一套制度,来对抗社会危机的出现。

    另外,政府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平时应该建立预警的制度,不要等到危机来的时候措手不及。

    最后政府一定要给予公众知情权,要相信公众,对公众的素质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我想信任是相互的,政府媒体信任公众,公众也会越来越信任政府和媒体,如果你一开始摆出不信任的姿态,可能你的信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网友(ruanguanhai):请问刘老师,您觉得政府应该如何使人们自我调节自己的心理/自尊?

  刘学兰:政府首先应该给公众调节心理提供一些渠道或者说一些途径,我们称之为机制,把这种机制建立起来。举一个例子,以前在心理学还不受到重视的时候,当人们有一些问题,想找人说或者找地方倾诉,但是没有地方,政府应该提供这样的一些机构或者是途径、渠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有很多心理咨询机构成立,各个系统也都很重视心理咨询室或者说心理辅导室的建设,这也是体现出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就像省公安厅,他们面对全省的民警建立了一个心理咨询中心。这也是积极促使人们更好的进行心理调节的一个措施。现在很多企业也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比如说给员工进行心理辅导或者是心理咨询。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把这个作为一种管理的措施或者是管理的手段,把调节人们的心理纳入自己的管理制度或者是管理体系中。这是很重要的,才能使整个社会来关注人的心理健康。

    政府对公众的心理要有足够的了解,刚才我也已经说过了,现在很多政府机构对公众想什么,可能并不知道,如果对公众的心理都不够了解的话,怎么谈得上了解公众的心理呢?所以一定要对公众的心理有一个了解,一个了解的途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要开展心理的调查,站在公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等等,这种换位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心理学当中,如果你要真正的理解对方,就经常要进行换位的思考。作为政府来说,要经常站在公众的角度,来想公众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这样才能真正的理解公众。在理解公众心理的基础之上,才能谈得上怎样去思考了解。有时候政府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觉得公众在想什么,其实有时候政府的立场和公众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另外,需要对整个心理学进行重视,政府需要对心理学进行重视,另外作为个人,也需要看一看心理学方面的书。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的用武之地。    

  网友(木猪):您是否认为应该让公务员也接受一些社会心理学的教育或者培训?我指的不是一种考察手段,而是真的用这些来教育他们。我国是否有这样一种趋势?

  刘学兰:因为公务员是要面对公众的,要有服务的意识,是跟人打交道的,肯定要学一些社会心理学,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社会心理学是一个必要的课程。现在公务员的招考都有心理测试。

    主持人: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心理测试都只是是否录用的一种测试手段。我们也接触过一些公务员这方面的教程,但是可能不是太系统,不知道我国的心理学教育,是否会走入到这个层次?

    刘学兰:我希望是这样,而且我相信也会这样。目前我们已经给一些政府机构做了心理学方面的培训,一些政府机构主动找到我们,来给他们讲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他们也开始注重这一点,我们也希望来找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想到来做心理学方面的培训,在观念上就已经有了变化,至少已经知道这个方面很重要了,我需要了解公众的心理,我需要了解服务对象的心理,所以才来学心理学。所以能够走出这一步,我认为在观念上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从公众自身的角度来说,给公众一些建议吧。

    刘学兰:我想流言止于智者,建议大家有时间多看看心理学的书。提高自己理性判断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心理素质的一个方面了。

    另外当面对恐慌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有时候暗示一下自己,没有必要这么恐慌。我送给大家一句话,罗斯福总统就任时,当时美国社会也是遭遇经济危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最应该恐惧的就是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你自己不是很恐慌、不恐惧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值得害怕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吧,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因为恐慌这种情绪,是会有一种传染,或者说循环反应,最后会有越来越增强的一种演化过程。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一个小时里,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流言和恐慌基本的知识和情况,也对政府、媒体、公众等在心理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非常感谢刘老师这次光临南方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合作。最后请刘老师和网友说点什么。

    刘学兰:谢谢大家,很希望今后能够再有机会进行交流。(编辑 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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