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飞驰，一骑绝尘。倚窗而坐时偶尔晃过的小镇轮廓，静谧的河流，青绿的田野和盘旋其间的白鹭，让人渐如临幻境，漂浮于太虚之间。倘若是冬天，亦有雪，这场景定会让我念及川端康成《雪国》里玻璃窗上唯美的脸庞。纵使有这小小遗憾，这秋天依然算作完美了——偶尔飘过窗前的竹林似笼着薄纱，隐现一种阴柔之美。大概也因这莫名的缘故，竹跟仕女，永远是国画家们的挚爱。

　　“秋月呀！谁禁得起银指尖儿，浪漫地搔爬呵！”——徐志摩曾作名篇《印度洋上的秋思》，在浩瀚的印度洋上幻想中国的秋月。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也曾幻想秋景——灵感惊现端倪的新奇或是让人悄悄裹紧外衣的初凉？“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寒山，秋水，落日，孤烟，大抵就是我要的意境。摩诘此诗真是禅意绵绵，所有景物都感染了他的淡淡悲情，所有的景物都披附了诗人的灵魂，宛若一幅意境悠远的山水风景画。

　　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的背后竟也是寂静的孤独生活。忽忆自己某日小树林之奇遇：一张石桌，四方石凳，翠盖如云，千万缕阳光透射下来，光影掠动，斑驳陆离。造物之境每每超乎期望。此间山雀毫无惧人之态，踩着自己的清律，跃动于三尺之内。我也就跟着它们可观，可游，可居了。《淮南子》说：清静恬愉，人之性也。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思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一切无不如此。”“按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意无穷。”的确，这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文化的特征。

　　东方文化追求意境，诗即是画，画即是诗。中国古代诗歌语言优美，或精炼传神或婉而有致，韵味隽永，着重表达主观的感观和审美情趣，但多做铺陈。最后意境喷薄而出，展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幅内蕴流质的画面，给人以无穷的想像和悠长的回味。中国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处。不肖其形，肖其神也；不重事物本身的结构，在乎生动点睛的神采，辅以书法，篆刻，愈显智趣。丹青相互衬映，虚实相互结合，或崇山峻岭，行云流水，或怪石花鸟，温婉恬静，美不胜收，诗意盎然。而中国画之不重结构，后人翕然宗之，实为自然科学落败的要素。

　　《文心雕龙》列诗文评论为首，不仅仅因为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是从诗文中总结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诗歌这种极富审美的艺术形式更突出的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点。从《诗经》乃至更早的时代起，诗与乐便不可分割的。到了魏晋，书法、绘画蓬勃地发展起来，表现在《文心雕龙》把对于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理论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去。整个中国的文艺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糅合各种文化，包括印度佛教，从而产生了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的中华审美。

　　日本承隋唐之精髓，并在此后，将本民族的刚烈，傲岸不逊，和因地理环境产生的终极的悲观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观——物哀。物哀即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生死观，更是一种意境。“日本国民性的特点……爱残月、爱初绽的蓓蕾和散落的花瓣儿，因为他们认为残月、花蕾、花落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会增加美感。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对审美的极至追求融入日本的日本短歌、绘画、茶道，也融入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沿袭至今。

　　美文与美画似乎永远是艺术生命的双翼。诗画双全的纪伯伦不仅是黎巴嫩人民永远的骄傲，也是整个东方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葩。他用他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他用浓重的东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他用富含了东方神韵的英文征服了西方世界，被西方誉为为“二十世纪东方献给西方最好的礼物”。而在生命的弥留之际，留下的对祖国的一腔真情，更是东方文化熏陶下的典范。

　　对于审美，对远真理的追求，我们永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的后记中诚实地说道，不再批阅修改并非作品已经完美，而是历载十年，心力交瘁。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然，又正因为历代人孜孜不倦，春风吹又生的精神，创造了浩瀚如烟海的文化。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在这样的秋天，有如此思考，也算作美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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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文心雕楼”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