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小镇在湘桂线上，在绵延的丘陵之间。
孩提时，小镇只有两条街，一条东西横着，一条南北竖列。房屋一梭一梭地沿街而造，既是民居也是店铺，既是生活所需也是谋生之计。一条小河从中间穿过，石桥横跨两边，承载着几代人的匆忙的履踏，亦承载着几代人不知所始不知所终的梦想。每逢大雨，浑黄的河水肆虐起来，淹没上游的田野，踉跄着从这桥下飞奔而去。小镇没有从文笔下“边城”清澈明晰的纯美；也比不了扬州古镇“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蕴籍，家乡的小镇如同中国千万个普通的小镇一样，它仅仅乡土意义上的小镇。生于斯，长于斯，小镇的人情事物留给我太多的记忆。
车站。在横街中间，有一个小车站。巴掌大的前院，却是儿时常光顾的地方，几棵参天的樟树就是我们的青天。再往上23级台阶，是候车室，几张似浸泡过桐油的简陋的木椅，经过众人的“打磨”变得如镜子般通透。当头有售票窗口，早年还发行短途列车票。出西门往上14级台阶便是月台，虽然危险，更是孩子们的乐土。而我们对那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算是习以为常，它也常常是我们游戏的“伙伴”——放学后，找来铁钉在铁轨上排一排，火车呜呜喘着粗气跑过后，铁钉立刻变成了我们梦想的飞镖。车站对面是一个废弃的矿场，挖空后的山峦形成一个巨大的悬崖，上空有盘旋的老鹰，下面有动物的尸骨。车站是去远方的地方，然而对面的山崖却是我们鲜有踏足的地方。
集市。逢农历数末是三、六、九便是赶集的日子。小镇的集市几乎是自然经济，但不论风霜雪雨，酷暑严寒，四面八方的村民总是担着篮子，兴高采烈赶来，卖上几棵小葱，买本挂历、些许鼠药回家；也有拖家带口，凑凑热闹，或者聊聊家常，传个口信；还有背剪双手偏着脑袋慢慢踱过的老汉，仿佛检阅一般。集市几乎成了村民们聚会的沙龙。包子馒头不是南方的主食，小时候也不常有，嘴馋的我竟对集市也有着同样的期盼。喜欢热闹是孩子的天性，在人群里玩得更加放肆，“一，二，三”数还没有人，大家都湮没在人堆里，无影无踪了。
理发店。老伯面目清癯，喜欢穿方布鞋，移动脚步时没有声响，他常讲一句话：“一切从头开始！”一把一尺长梳，两把白钢长剪，一把手动推剪，一张花格方布，一张木制旋转靠背椅，坐上去还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这就是早年小镇的理发店。店小学问却大，有诸多的讲究。烧水，掸布，磨剪。左三板，右三板，修修剪剪，吹吹打打。对于畏惧理发而哇哇大哭的孩子，还要使劲全身解数来安慰。理发换新颜，出来的时候居然有不同：老年人，寸板，中年人多数三七分头，小孩子则是清一色的“茶壶盖儿”。
电影院。竖街的尾头是小镇的电影院，它也许是全镇人唯一的文化场所了，每周的两场电影总是挤满了人。每当电灯熄灭，后背上方的方孔射出一道白光，不停地变换着颜色的元素。我迷恋那道光。影院对小孩子来说，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它更是一个舞台。每逢六一，同学们都要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系上红领巾，将两腮涂得鲜红，向全镇人民献上自己的歌舞，这大概是最初的自我实现。
法庭。小镇上有个法庭，却常年没有开门。小时候对于法庭没有概念，一大帮孩子沿途经过一个大厅，里面黑糊糊的，有时候往破烂的窗户里探望，突然一个小朋友喊声“有鬼”，猛然一跳之后，跟着大家逃之夭夭。小镇没有打官司的传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写道：“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对联。每到年关，小镇上的“文化人”便会打开摊子写对联。对联既代表着除旧辟邪，也意涵着美好的祝愿。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我的伯父算是文化人中的佼佼者了，他会画画，毛笔字也写的顶呱呱，还上过“书法大学”，背得几百幅对联，写的时候就能做到胸有成竹了。
时光流逝，“镇”不再是村民们向往的地方，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小镇用自己的哲学继续存在着，一只眼望着城市，另一只眼守候着乡村。
旅美作家丁林先生在《密西西比州密林里的小镇》一文中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美国小镇。他写道：“美国的基本面貌不是大城市，而是小城镇。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美国是一个小镇的国家。你只有理解了美国的小镇，才算是理解了美国”。“典型的美国人是小镇的居民，他们勤劳、朴实、直率、守法。典型的美国传统文化，是小镇的文化，那是介于农人和城市生活之间的一种文化习俗。”
正基于这种深深的传统，美国人将祖国亲切地称做“Small-town America”。我们了解美国，学习美国，就必须看并理解到那植根于欧洲城邦自治的小镇。“Small-town America——乡土中国”，何等的神似！当我再读写于四八年的《乡土中国》，突然念及费先生的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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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文心雕楼”
（编辑：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