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我从上海来到广州。见到了同学好友H和Y，我和Y在天河城外一处僻静的花坛上小坐聊天，不经意发现她手上多了个戒指，就问她由来，她给我讲了一件事。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当时我在上海黑山路上的大娘水饺馆吃阳春面，她和H在广州压马路，两个人身上只有8块钱，银行的汇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帐。后来H决定用7块钱在路边某个打金店买一个戒指给Y，剩下一块钱买两根油条当午餐。

　　再后来Y就以身相许了，开始准备结婚生子，从此告别江湖的恩怨。我听她说的很好笑，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还满是学过四年的经济学，记着老师们“信敏廉毅，经世济民”的教导，其实今天再来想起这个故事，觉得它如实的反映了经济学上的许多原理。

　　经济学上有一系列的假设和推理。首先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相对人的无限需求来说可供人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这叫资源的稀缺性；你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可以用来做出各种不同的决策，这些决策的组合取决于他给你的满足程度，它们在平面上组成一条线就叫做无差异曲线；最终H用8块钱买了个戒指和两根油条，这直接导致了Y的以身相许，这就是纳什均衡理论中的前一个决策影响后一个决策――当然这也可以列为投入与产出课的一个经典案例。当你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个油条，你肯定还需要一个，等到你吃到第四个第五个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腻了也饱了，每连续吃一个油条，你的欲望会降低，这个就叫做边际效益递减，反之叫边际效益递增。

　　只有一个假设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就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上，他假设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差异，更是儒家文化圈所不能接受的一个对未来的人格的定义分歧。

　　张曙光教授还没有到，我坐在岭南堂的三楼报告厅里打了一个盹，脑子里就混混沌沌的想起了这些事。我和我的经济学的同学们后来就从事不同的工作，慢慢的离开了那个重视逻辑和数据却不重视情感和道义的学问，即便是这样，当我从小憩中醒来，看到报告厅的灯光照在身上，和着封闭的室内独有的沉闷的空气使人压抑，以及我前后左右的捧着有关贸易、经济、汇率的课本的学生，还是让我的思绪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只是当时大部分时间也用来在课堂上睡觉了。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主要从四个指标。一个是GDP增长率，2005年将要过去了，前三个季度的统计结果中，有27个省市已经超过了12％。其中内蒙古增长率为27％，沿海某两省为20％，全年全国平均达到9％应该不是难事。其二是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率，前三个季度分别在0.9％、1％、0.9％，全年的通胀率应该会在2％左右。第三个指标是国际收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7000亿美元，预计全年会在9000亿美元左右。第四个指标是就业形势，这个是大问题，短时期内要实现充分就业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今年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也许就是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和个税起征点这两个。李实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表明房子的价值在一个城市人口的总产值中占到了64％，可见它的重要性。房价的上涨是必然的，国家的宏观调控目的就是要使它平稳的上升而不是大起大落。个税起征点一刀切，统一划在1600元，张教授则认为这是行政部门减少行政成本的便利做法，忽略了很多实际的因素。谈到改革存在的问题，张教授举出了一组数据：从97年到04年，政府收入增长204.7％，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农村人口可支配收入增长45％。

　　经济学是一组组数据构成的，你很难发现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它所考虑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是有限的。报告结束后一位听者关于日本经济的衰退的提问让我陷入了沉思。我还记得日本著名作家栗良平先生的散文《一碗阳春面》，这篇文章记述的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一个侧影。日本人的好学和勤奋是令人尊敬的。就经济的发展而言我们跟西方国家没有可比性，唯一可以作为参照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就是日本。如果说今天的日本可以在混乱的政策和国民的挥霍中仍然高居在世界的前列，我们就不的不反思历史中所错失的机遇。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子孙毫无顾忌的挥霍而不担心会落伍呢？有人问过明治元勋伊藤博文，说你为什么比同时代的人更有成就呢？伊藤博文说：山县有朋他们这些人只是在日常的时候会考虑国家民族，而我是每时每刻甚至睡觉做梦都在为国家忧虑啊。当满清的贵族在骄奢淫逸的时候，日本人唯一和我们不同的是，住在妓院办公的明治维新的志士们在同样骄奢淫逸之外还发奋读书，研究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做任何能够振兴民族提高国民素质的事情。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建立一支阿思本舰队用了大概15万两白银，建立北洋舰队耗资85万两白银，慈禧太后为了过个生日挪用海军军费却高达140多万两白银，这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后来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动甲午战争对抗偏于一隅的北洋舰队，取得胜利，并且获得高达2亿3千万的赔款，得到了台湾。这就完全不再是经济的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经在某次留学生的会议上问过一位教授，为什么现在的留学生完全不再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愿再肩负这种责任感，这位教授觉得问题很突然，一阵迷惘之后很惊讶的说：现在我们民族已经独立了啊！为什么还要考虑民族？我也很惊讶，料想亚当斯密先生真的在中国初步得到了市场，每个人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就同时实现了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几百年前的欧洲就是这样，并以此确立了自由经济时代。教授的回答让我迷惘，的确，作为个人而言，就像昙花一现，星光的一闪，在无限的时间中只能摸到一个民族的沾满尘埃的衣角，永远无法看到它的全貌，我的民族还要在浩瀚的泛着粼粼霜锋般光芒的海面奋羽高翔，它的命运是什么呢？

　　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我们尚在“处江湖之远”的阶段，无法体会“居庙堂之高”的心境，只好偶尔烹烹小鲜聊以慰藉。好像我那个Y经常还会把7块钱的戒指带在身边，这个时候就不会想将来的命运是远大前程抑或是悲惨世界。同事将去上海出差，让我想起生煎和阳春面，如果我记得没错，杭州有条IT大道文三路，上海有条黑山路，出来为工作奔走的时候常在附近吃阳春面。而每每那样的时候又会想起栗良平文中的母子三人，好像能听到那个孩子的话“不能失败！要努力！等我长大后要开日本第一的面店，对每个顾客说：努力吧，祝你幸福，谢谢。”我就觉得穷困中终究还是有希望。

参与谈论>>>

(编辑：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