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的卫生人员到高校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同时免费发放安全套，在不同的学校里，他们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在北京大学，他们带去的1500只免费安全套没能直接发放到学生手中，而是被校方留在了红十字会。在清华大学，1000只免费安全套也被校方留在了校医院。在理工大学发放顺利，而在中央财经大学则是“供不应求”。

　　《北京青年报》近日刊登了一篇署名蔡方华的文章《免费安全套折射高校性教育的尴尬》，作者就上述现象发表看法。作者认为：防艾宣传的卫生人员不能将免费安全套直接发放到学生的手中，防艾教育和咨询也无人问津，说明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高校里，性仍然是难以启齿的话题，性禁忌仍然以种种方式残存在校园文化中。

　　“社会压力让高校管理者在性教育问题上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这种压力又以各种方式传递给大学生，以致在高校里出现了一种分裂的性文化氛围：从各地的统计数据看，当代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已经不抱排斥态度，甚至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正在婚前同居，但与此同时，大学女生面对性教育活动却”匆匆走过“，高校超市里的安全套也无人购买。”

　　作者在文章最后还危言耸听地强调：“今天，我们把免费安全套滞留在医院和红十字会里，明天，某种更大的尴尬和危险就可能降临到莘莘学子头上。”

　　笔者觉得蔡同志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把在高校进行科学的性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在大学校园里让安全套满天飞，似乎无论什么组织只要以防止艾滋病宣传为理由就可以在严肃的高等学府随时随地向天女散花般地散发安全套给那些已被列入“性病高危人群”的当代大学生。作者指责北大清华的管理部门将卫生人员送来的安全套中途拦截是对大学生的“性禁忌”，因为没有让本校学生直接从卫生人员手中拿到免费的套子是表明在该校“性是难以启齿的”，作者进而还联想到由此而造成的“高校超市里的安全套无人购买”。

　　诚然，预防艾滋病离不开宣传科学的性行为，科学的性行为离不开必要的安全措施。但作者过分强调了安全套的作用。不可否认，安全套是进行科学性行为的必要工具。但是，科学的性教育的内涵远远不止这些，它包含了性心理健康教育、性意识的合理疏导、性行为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性关系的价值取舍、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等等方面，所以性教育远远不等于安全套怎样使用示范的教育。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以为那些让学生直接从卫生人员手里拿到了安全套的高校就可以对艾滋病高枕无忧了，似乎有了安全套，高校大学生的性领域就安全了。

　　作者对少数高校超市安全套卖不掉的担心和遗憾更是可笑的，据媒体报道安全套是在松江大学城立信会计学院的教育超市里率先出售的。试想好端端的高校教育超市里出售安全套无人问津应该是可喜的事情，说明我们的大学生进超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购买学习生活必需品，很难想象在大学校园的教育超市里会出现踊跃购买安全套的不正常现象。

　　复旦大学教育超市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这里从来不销售安全套。”同样，在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教育超市里，记者也得到了如出一辙的答案。按照蔡同志的逻辑，凡是拒绝在本校教育超市出售安全套的高校都是在搞“性禁忌”了？

　　笔者认为学校教育超市安全套造冷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明确地告诉记者，他本人就非常反对安全套进驻大学的教育超市。“当下社会对安全套的认识相当片面，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学校、家长挖空心思地让孩子少接触相关信息”，而另一个片面，就是过度炒作“安全套”教育会促使青少年的性行为趋向活跃。

　　同样道理，笔者认为虽然大学生属于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基本形成，但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还处于拨动阶段，极易受外界环境的刺激，思想及价值判断体系尚不成熟。对于18-20出头大学生来说，在他们学习生活的校园里过度炒作安全套等于在挑逗他们的性幻想意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大学生的青春荷尔蒙需要发泄。但是，作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高等院校应当用有效的途径进行有意义的引导，比如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定期举办主题健康的校园文化艺术节，让大学生在健康的活动中进行自我教育。这样一来，效果会远远好于让他们哄抢免费的性工具或主动到超市购买安全套。

　　其实，在当今这个信息迅猛发展的社会，我们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不是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是不清楚怎样积极地预防艾滋病。因此，笔者赞同北大清华的管理部门对安全套事件的态度和做法。至于蔡同志所担心的所谓滞留安全套，某种更大的危险和尴尬就有可能降临到莘莘学子身上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安全套毕竟只是一种性工具，它绝不是性安全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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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