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书。全书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本书生动地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历史学者李亚平说：“如果想要了解二十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五册），陶菊隐著，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128.00元。

　　重温有现场感的历史写作

　　陶菊隐的五卷本《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再版反响强烈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书我读了觉得很好，因为它很具体。以前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中小学四门文科的教学都是失败的：政治课上成了语文课，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历史课只有观点没有史料，观点还未必对，外语是从学龄前一直学到博士后，水平还只相当于美国初中的水平。实际上我就觉得，在历史教育上我们应该重视史料，而这本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史料。另外作者经历过那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有现场感，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跟没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是大不一样的，作者对那个时代有特殊的感受，而且作者是报人，其感受有广泛的代表性。尽管解放后写作时用了一些新的词汇来表述，但是笔下的历史还是带有事件发生时作者的感性认识，有他自己的悲欢感受。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谈到清代，为什么几乎都是正面评价？因为他们没有现场感，他们没有经历过清代，现在只是凭着一些想像去认识清代，这里面夹杂着现代人的功利，很难对那个时代有个公正评价。有这种现场感的人，像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从清代过来的人，谈到这段历史就会不一样。他们对做大清国的臣民是深恶痛绝的。我更尊重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对他所经历的历史进行的叙述。

　　这本书的细节也非常好。例如湖南在辛亥革命后，帮会纷起，新军、旧军都是靠枪杆子说话。帮会头目焦达峰做督军都镇不住局面，最后被枪杀。谭延闿是一介书生，最后他把湖南镇住了。书中写了他的几个细节，突出其武艺高强，使得他在湖南长时期执政的事实是可信的。军阀实力的形成源于湘军，湘军是服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军队，非国家军队，后来被淮军替代。中国从湘军开始，就造成了军队隶属个人或者是隶属几个人的情况，军队不是隶属国家了，后来北洋军阀是由淮军演变来的。所以，唐德刚的书里老说在他小的时候，听在淮军里当过士兵的上辈人讲淮军如何如何，所以他也是有现场感的史学家。军队非国家化，湘军起了一个头。

　　北洋军阀这些人是刚刚经过了清朝灭亡，他们本身又没多少文化——但是灭亡清朝，起作用的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和西洋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我感到很奇怪，这时的知识分子，留学回来的也就是几千人，不到一万人，能量之大现在很难想像——像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上亿人了。北洋时期也是那样，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也就是几十万人，但是在舆论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而且北洋的军人，都是军人出身，所以对文的这方面，对法律都是不太懂，这样比较容易让外来的智慧吓倒。

　　那会儿也很奇怪，国民党的守法情况还不如北洋军阀，为什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权力在北洋时期还不太集中，守不守法受到社会舆论的厉害监督。所以，袁世凯也搞暗杀活动，也搞阴谋，但是一亮出来之后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我觉得北洋军阀的守法程度比国民党的守法程度好一点。比如宋教仁之死一案，现在仍是一个谜，仍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能证明就是袁世凯派赵秉钧布置的暗杀。当时上海检察所提出要传讯赵秉钧，这时他作为国务院的总理表示愿意接受传讯，但是不能到上海，可以到北京来，因为他有病，有医生证明，可国民党等不及。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一次以总理之尊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传讯。尽管没传讯成，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中较早就存在一股“戾气”，学者赵园写得特别好，这种戾气主要是跟专制主义压迫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解体有关系。在这种情态下，只相信暴力才能够解决问题，近百年来更发展到暴力万能论，认为暴力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暴力的确是万能的，能够打天下、驱赶入侵者，甚至抢银行，但是要想解决社会问题，暴力还不是万能的。我觉得这个戾气，这种暴力万能主义，其兴起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在长期战争之后，另外一个就是主流思想意识的解体之后。那时的情况是，儒家思想逐渐解体，儒家思想到了明朝末年已经走到尽头了，清代的那种儒家实际是一节盲肠。

　　当大家都认为只有靠打斗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成了主流思想，这就是戾气，不仅仅下层民众，而且知识分子也有这个思想。到北洋时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枪杆子出身的，此外，他们也没别的。他们有时候感觉到缺少意识形态，缺少文化这种东西，所以李敖说张作霖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穿上大褂到各个学校拜老师，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我倒没看到这方面的史料。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北洋时期，即使当政的武人们，因为对法律和文化的陌生，反而有某种程度的敬畏。到后来国民党就不行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留学生很多，他们有了文化，反而缺少了对文化的敬畏。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事实。　　□王学泰

　　陶菊隐写了一本大众的历史启蒙书

　　我当年曾经搞过一段军阀史，出过一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书，叫《武夫治国梦》，起因就是读了这部《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的版本，八卷本），读得非常仔细。开始的时候，感觉这段历史特别乱，北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比如这部《史话》，翻上两页就出几十个人物，感觉晕了，不知道谁跟谁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耐下性子看下去，就好了，感谢《史话》生动的描述，如果没有陶菊隐先生如此的妙笔生花，我估计自己不会有这么大的耐性和兴致继续这项研究。

　　这部书带我走进了军阀史的研究。在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部书确实有很强的现场感，后来我查当时的报纸，《大公报》、《国民日报》、《新闻报》，提到军阀的时候感觉都很亲切，当时的一些资料，包括稗史笔记，跟陶先生写的这些文字有很强的呼应，书里的很多描述，读完一想，确实就是这样的，感觉特别强烈。

　　这书读来确实很生动，有很强的细节描写，有很强的个性描写。很多人的个性刻画都很生动。有人可能觉得有疑问，说你有什么根据，你怎么会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是，历史是可以做一点合理推测的，而且，作者写这些细节、这些历史，是有根据的。他写这个东西，吃亏在有根据但是很少把根据注出来，到了1983年重版的时候，才把资料来源都仔细补充上了，比如某一段资料是由蒋百里提供的，某一段是由胡鄂公提供的。后来史家也在说这个事，但是没有说我出处是陶先生这里。其实这部书中的细节价值分量很高，我后来做了这么长时间研究，感觉这个历史框架，包括历史细节，很生动的细节，的确是能够反映出当时历史的一个过程，而且有些细节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历史书是需要这些细节描写的，可能细节未必是跟现场完全一样，但是需要这样的生动描写，否则历史就特别干巴，完全变成了干菜的感觉。

　　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也感觉到，北洋时期的政府当家人经常在犯规，经常在违法，经常胡来，但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吴佩孚也好，不是一开始就不想尊重国会，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当他们这些武夫想按照宪政规则办事的时候，是处处为难，处处有障碍，但当他一回到传统权术里面的时候，就如鱼得水。每次都是这样的，最后结果，就是一步一步向后退，最后退到不需要法律、国会的地步了。袁世凯的时候有国会，中间断了，后来又恢复，然后是安抚国会，直系上台的时候就搞贿选了，再往后段祺瑞执政，没有国会了，奉系干脆就是大元帅，什么都没有了。整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下降阶段，这么走，越走越独裁，连形式上的宪政都没有了。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这些记者被杀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这个下降线，进入了国民党时期，变成了党治，实际上国民党党治和后来的党治，有一个历史上的脉，并不是很突然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兵和匪共存。谈军阀离不开谈土匪，在晚清义和团的时候，老百姓也有西洋武器，但是不会用，成了废物，只好用刀子片，拿了洋枪也不会用，极其陌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熟悉的？就是北洋时期，整个是混战，兵变成匪，匪变成兵。土匪不见得就是烧杀，他跟军阀的兵有时候有相似之处，都是维持一种秩序。抢钱要东西，但不搞斩草除根，不然如果杀光了，他们吃什么呢？但是有一点，在兵匪互变之中，一般老百姓不光是熟悉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原则，把儒学彻底取代、赶走了，更关键的是熟悉了西洋火器。这个时候随便征兵，大旗一拉，一帮子老农民都是玩过枪的，稍稍训练一下就可以上战场了。孙传芳十万军队打光了，回到苏北大旗一拉，十万人又来了。后来为什么有党派可以打游击？其实是底子已经打好了，军阀已经帮你训练好了军队，民团也好，土匪也好，帮会也好，反正都是武装的，而且都是西洋火器。熟悉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土匪抢东西，尤其到外国人那里抢，到有钱人那里抢时，先不问有没有钱，先问有没有枪，先拿枪，或者拿枪来赎人。枪就是造币机，比钱值钱得多。

　　我们后来出的那些历史书，特别干巴，好多问题，像宪政问题，包括整个的社会转型的问题，根本涉及不到，所以陶菊隐先生的这部书，到现在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有一点，它可以作为一本大众的启蒙书来推广。你要是不知道中国现代历史，就得看看陶先生的这部书。　　□张鸣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