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读者调查引出争议

　　作家之于城市，永远是文学爱好者不易分辨也不愿割裂的一对联想。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波特莱尔之于巴黎，乔伊斯之于都柏林，永井荷风之于东京……每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源于血脉与情感皈依的需要，都乐意找到令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学代言人。

　　然而，不久前由国内5家媒体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项《谁是写出“我城”（北京、香港、台北、上海、广州）的那个人？》读者调查中，在广州一项，读者竟意外选出了“木子美”。

　　这一结果引发广泛争议：候选名单如何确定？为什么没有秦牧、欧阳山等大家？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细节？究竟有谁写出过广州风情？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就有关争议采访了相关学者。

　　为何缺失秦牧和欧阳山

　　这项读者调查至今年已进行到第四个年头。前三届在北京、香港、台北、上海联合展开。负责该项调查的台北《中国时报》《开卷》周报主编周月英告诉记者，鉴于广州在阅读市场上的巨大潜力以及广州媒体在全国的影响力，今年的调查城市特别加上了广州。问卷上分别列有5个城市各5名候选作家，读者可以从中择一，也可以提出其他答案。最终选出了这5个城市的5位代表作家——北京的王朔（49.3％）、香港的金庸（37.5％）、台北的白先勇（42.8％）、上海的王安忆（52.6％）和广州的木子美（40.4％）。

　　参与问卷设计及调查的《南方都市报》编辑透露说，由于入选这项问卷调查候选名单的首个标准是“作家仍然在世”，因而在结果中没有看到大家心中的某些“理想组合”，“我们感觉，问卷设定的‘仍然在世、知名度高、出版过繁体字版本、从事小说写作’4项标准过于死板，排斥了许多颇负名望的作家，这一情况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广州的调查上，欧阳山、秦牧等广东代表作家都无缘这次评选。”

　　至于为什么要加上“出版过繁体字版本、从事小说写作”的标准，周月英解释，主要原因是此项调查是与台湾出版机构联合进行的。

　　不过，为免却对已去世作家的遗漏，这份问卷专门附带了一个不计入投票统计的问题：“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本城，你会建议他读哪个作家的作品？”答案如下：台北人建议读朱天心作品，香港人推崇西西作品，茅盾和张爱玲在上海同票，老舍拿下北京三成选票，而广州受访者的答案让人诧异：超过33％的人回答“不知道”！

　　木子美是怎么选出来的

　　这份调查的广州部分由《南方都市报》副刊部的编辑、记者协助完成，据参与调查过程的记者介绍说，2006年10月中旬，《南方都市报》副刊部收到对方寄来的调查方案和60份空白的调查问卷。10月20日，《南方都市报》派出2名记者、2名实习生展开了为期三周的调查活动。他们选择了广州3间“最具指针性的书店”和“客流量最大的书店”——学而优书店、购书中心、必得书店为地点，在20天的时间内分早、中、晚3个不同时间段，对3家书店内的共计60余名读者展开了问卷调查。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完成广州部分的调查，问卷全部寄往台北。

　　参与的编辑、记者透露说，最初收到《中国时报》的调查意向时，大家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次调查。但随着接下来的具体操作，他们却发现问卷设计了许多条框，最终导致结果不尽如人意。

　　一名编辑表示，这份问卷更大程度体现的是“台北人的文学视角”，广州5位候选人中的4位是《南方都市报》依据专家意见推荐的，他们是：张欣、张梅、吕雷、洪三泰，而木子美则是由台北《中国时报》提议而后加上的。“这份问卷还附带了不少问题，比如介绍广州的著名文化景区、市花等问题，目的可能并非纯文学上的探讨，而是一种面向台湾市民的文化推介。”

　　为什么要加上木子美？周月英向本报记者作了解答：“加上木子美的原因，是我们这边的出版界评估认为，如果仅仅是前边几位作家，知名度不够，可能会出现无人当选的情况。”她表示这一担心从调查结果上刚好得到证实，5个城市在这一问题中的调查结果保持了一致：木子美高票当选，以绝对优势领先第2名。

　　在书店作现场调查的记者介绍，在广州的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其实难以对候选人作出选择，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对另外4名候选人不熟悉，“没读过他们的作品”，33％的广州读者干脆留了空白答案。参与调查的记者表示，广州移民城市的特征逐渐明显，进书店的本地读者相对较少，遇到的读者很大比例是外地人，他们对广州本土的作家作品非常陌生。

　　台北作家傅月庵也认为，根据对问卷的数据统计，广州代表作家得出木子美的结果，很大原因是由于外埠选票，上海90％的被调查者都在广州的5名候选人中选了木子美。

　　不要从纯文学角度理解

　　这个答案引来广州文化界一片哗然。参与调查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认为，这一结果势必引发广州文化人的强烈争议，“不过，我们恰恰希望这样的答案能够引发大家对于广东作家在当代文化界缺乏影响力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思考。”

　　周月英对于引发的争议表示，这项调查的初衷并不是从纯文学角度为作家排位，而是希望带动读者对于其他城市作家作品的阅读，把纯文学的阅读延伸到对城市文化的关注，“也就是说，这只是让台北的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内地城市的一种方式。”

　　但是，广州本地的大部分读者却不认同这样的选择，一名军人读者在接受调查时明确表示，“即使木子美知名度高，但她的写作并不能代表广州，光从作品质量这点上就要否决。”还有读者表示，秦牧、欧阳山等人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他们才是真正能代表广州的作家，“虽然广州确实缺少很有大众影响力的作家，但绝不是没有写广州写得好的作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袁锦正在进行一项“城市文化形象”课题的研究，她在沉思之后，表示自己很难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关于广州的城市文化形象的片断或答案，她的研究必须依靠大量的广州媒体报道，比如广州报纸开设的《广州地理》等栏目，“而这种情况在研究北京、上海、西安或者成都时，却似乎恰恰相反。”

　　对于广州缺乏代表性作家的原因，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广州最为鲜明和突出的是它的市民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普遍没有北京和上海发达，这一点在文学上也必然会产生某些折射。”她认为，作为精英文化或雅文化范畴的文学，历来在重商主义的广州都不构成主流，“相对于自由奔放的广州市民文化来说，广州的文学显得不够多元，对于普通读者的亲和力影响力不够”。

　　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体验：碰到热闹和奇特的场面，心里面就像被一根鹅羽撩拨着似的，有一种痒痒麻麻的感觉。总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形容出来。对于广州的年宵花市，我就常常有这样的冲动。虽然过去我已经描述过它们了，但是今年，徜徉在这个特别巨大的花海中，我又涌起这样的欲望了。

　　……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就正像北京人逛厂甸、上海人逛城隍庙、苏州人逛玄妙观所获得的那种特别亲切的感受一样。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花城》

　　原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张欣堪与王朔相比　　

　　南方文学判定需要过硬文本

　　记者：这份名单提到“广州城市”的候选人是张欣、张梅、吕雷、洪三泰、木子美，你觉得有没有遗漏或不足？

　　黄树森：我觉得除了木子美之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问题。按照台北《中国时报》提出的三项较为死板的评选标准来看，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遗漏。

　　记者：你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

　　黄树森：木子美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作家，这样的结果看起来令人啼笑皆非。严肃地说，这几个人中我认为张欣最有资格当选。文学评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张欣是与王朔齐名的新市民小说代表性作家。她虽然用北方语系写作，但是作品主要反映南国都市白领生活和无情的商场风云，笔下还描摹了不少南国的旖旎风光。她的作品描绘了在淡漠人际关系中夹杂的温情和人性的光辉，穿透着都市生活中人的希望与热烈追求。比如她获得全国优秀作品奖的《决非偶然》以及随后一系列反映南方社会文化生活的佳作，反映了南方人所有的一种宽容乐观、不怨天尤人也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气质，不少地方让人读来温情如水。

　　记者：你刚才提到王朔，他此次是“我城”作家北京一城的当选者。你觉得他们二人有可比性？

　　黄树森：我曾多次提过，张欣的作品反映出岭南作家开始出现的某种精英意识，她在作品中为新市民的诞生呐喊，表达他们对自己经济行为的一种自觉反省，抒发他们对所处阶层文化、生活品位提升的诉求。我个人认为，从新市民文学的某些角度上看，张欣比王朔具备更多意义。

　　记者：可在此次的调查过程中，不少普通读者对张欣并不熟悉，但是对王朔却耳熟能详。

　　黄树森：从全国范围内看，她的影响力确实没有王朔大。但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地域文化辐射力的问题，王朔处在全国的中心位置，在影响力方面自然拥有更优势的条件。中心的视角看周围，和周围的视角看中心是大不一样的。其实广东作家一直面临与北方的评判尺度、评判价值体系的矛盾，我们一直要应对一个“南方文学”或者“南方作家”身份判别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拿得出更加过硬的文学文本。

　　城市生活符号未被着力描写

　　记者：你刚才提到一个地域文化辐射力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投票背后恰恰对应了各城市文化上的影响力？好比我们看到王朔的小说就想到北京的市井生活，看到王安忆的小说就想到上海的精致生活，而对于广州，文学作品和城市文化内涵是否缺少了某些对接？

　　黄树森：是的。我觉得这道选择题的真正意义不只在于对几个城市文学竞争力的思考，更在于能够引发大家对几个城市文化辐射力的思考。我们通常认为文学是有地域性的，首当其冲地就反映在作家的地域性、作品的地域性上，文学的地域性又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上。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的海派文化、北京的京派文化在整个中国无疑具有更大的辐射力，而广州的城市文化是更为多变和难以归纳的。广州比京、沪两地更快、更频繁地接触外来变化并发生变化，但却造成了在城市文化沉淀上的某些不足。在某些方面，广州很像20世纪初的纽约，一派繁荣和喧闹，但是必须经历一定时间的积淀，才能在文化上彰显出这座城市的魅力。因此，在一个城市文化特征尚未成熟或者明晰之前，文学上鲜明而成熟的体现自然不会太深刻，在影响力或者号召力上也不会那般强大。

　　记者：在文学文本的写作上，广州作家是否也存在一些欠缺呢？

　　黄树森：也是有的。我认为，广州作家还多少缺乏对于这座城市文化内涵、人文性格更为深刻的洞悉。广州作家群体中有不少外来人，包括写得好的张欣本身也不是广州人。尽管外来作家对于广东本土文化的洞察力是敏锐的，但我感觉他们仍未能完全吃透广州文化的根性。中国近代史上几次改革的风潮为什么最先在这里出现？这个最闪光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却体现得不够深刻。我在很多研讨会上都讲过，我们的作家就是写性交都写不过人家。相对于北京、上海、陕西的一些作家，我们的作家在挖掘人性中的潜藏部分、表现岭南文化独有气息方面显得不够成熟，不够老练。

　　记者：是不是广州作家不大热衷于写“我城”？

　　黄树森：也并不能这么说，我们也有专门写“我城”的作品，比如梁凤莲的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但是作品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不过我倒是认为，广州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普遍缺少对城市文化的观照。好比你读上海作家的小说，很大比例都会出现百乐门之类的城市文化符号，已经有点约定俗成了，而这一点是广州作家群体比较忽视的。许多北方的朋友来广州，看到西关的骑楼、鸡公榄就觉得看到广州城生活的符号了，而这在广州作家的大部分作品中不被着力描写，或者描写了但未入精髓。

　　创作不够洒脱素养有待提升

　　记者：不少人都将这场“我城”作家投票中广州的尴尬，归结为广东缺少在当代中国文坛叫得响的文学家。就像上个世纪广州的秦牧，短短一篇《花城》成为许多人对广州城市的文化印象，这不能不归结到他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上。为什么当代广东还没有诞生出这样的作家呢？

　　黄树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广州作家的哲学、历史修养还有待提升，尽管他们普遍不缺乏生活素材的积累，但在思想、哲学上缺乏应有的深度思考。广州作家的创作总感觉不够洒脱，伸不开手脚，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困扰。我们应该更加开阔、深刻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定律，应当更为单纯地按照自己的艺术生活积累去表现生活，应当从文化、哲学、思想等更为深刻的角度去展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有所建树。现在回过头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建国后哪个作家的心胸和眼界更开阔些，成就就会更大些。

　　谁写出过广州风情

　　欧阳山：《三家巷》

　　欧阳山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作为这部巨著的第一卷，《三家巷》问世后更是产生了热烈反响。在这部作品中，欧阳山以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以委婉纡徐的风格，通过日常生活的描摹透视历史风云的变幻。小小的三家巷，其实就是当时南中国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一个缩影。作者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诸如：人物依次出场，事件交待清楚，故事情节紧凑，前后脉络分明，杜绝故布疑阵等，很适合大众读者的欣赏口味。一些委婉有致、亲切动人的场面，如“除夕卖懒”、“人日郊游”等具有广州风俗的神韵，使人联想到《红楼梦》的某些章节。

　　秦牧：《花城》

　　秦牧以散文著称于文坛，名篇有《土地》、《花蜜与蜂刺》，写广州花市的名篇《花城》，让外地人了解广州的特色：每年过年时，内地人恐怕都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广州人则举家游花街，人们置身于欢乐的花花世界中，赏花、品花、买花，在花街中徜徉漫游，享受着一年一度与群芳同在的美好时光。

　　张欣：《深喉》

　　广州本土女作家张欣之作《深喉》，2004年推出时曾引起极大争议，该书被认为直指“南方三报业”，引起了南方媒体的大讨论。后来，由张欣同名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深喉》开拍。张欣以其媒体经历，写出了广州文化的独特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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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