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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时俱进文章里 百年风云笑谈中

2005-12-08 10:32:10 南方都市报 李怀宇

  明年1月将满百岁的学者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周有光小传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命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书籍近30种,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两大两小四居室的房子,家居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采访的地点在9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他的眼睛白内障换了晶体,重见光明,平时用两副眼镜,一副看书(近用),一副看人(远用)。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访谈基本是用书面提问,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一个上午未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先生当年在西安即兴赠周先生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不吃蛋黄。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现在,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只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

张家四姐妹: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南方都市报: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叶老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南方都市报: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三年前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南方都市报:“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和昆曲名角顾传玠好像没有像你们这样平坦?

  周有光: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要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南方都市报: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南方都市报:张充和和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思汉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

周先生精神矍铄,面对记者侃侃而谈,丝毫不像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沈从文:

  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有光与沈从文是连襟,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与亲切感。

  南方都市报: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沈从文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边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法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因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17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也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2000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在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

  南方都市报: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糊涂得很,有左倾思想。1933年,大学毕业我就去日本学日文,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有一种左倾思想,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而河上肇被逮捕。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我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也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重庆搞银行搞经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就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周末去读书。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而我也在美国很大的一个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南方都市报: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朋友是在宾州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文字改革:

  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

  周有光先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改行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也是必然。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因为其中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字,而是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是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任教,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起初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相当于一个“部”一样。后来,改名称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跟教育部合并。委员会的牌子挂在教育部,我也就属于教育部了。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周有光: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笑)?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百岁新稿》: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今天,百岁老人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2005年刚出版你的《百岁新稿》,其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2000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100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的“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思想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并不容易。

■记者手记

  周有光家里挂着他和张允和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总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地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采访将近结束时,问起周先生的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着回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97岁,医生给我改成了79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发言请进 文心雕楼

(编辑: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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