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燕榭集外文钞》，黄裳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43.00元。

　　一个影视比图书强势的时代，畅销书常常与影视作品沾亲带故。当电影《达。芬奇密码》引来嘘声一片的时候，有人笑道，这是小说原著“昂贵的广告和超长的预告片。”不管如何，小说原著为远古历史别开生面，本就好看，如今又借电影之势更加好卖了。

　　借电视之势风头正劲的国人当属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品三国”，引来无数“意（易）粉”，强势的央视功不可没。多家出版社争出“品三国”这样的热闹新闻，真是久违了。易中天之“如日中天”，不禁让人联想起今天还在电视里诲人不倦的余秋雨先生。

　　品罢汉代，正品三国，随即便有《李国文说唐》了。李国文读大唐的正史野史，“以黑色幽默的笔触刻画了唐朝那些恣意放荡的人生，光怪陆离的事件，复杂多变的人性。”看来，历史总是有看头，有写头的。几千年的浩瀚历史，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资源，值得一挖再挖。大唐之后，宋元明清帝王休，相信还有无数后来人解读不休的。

　　远古的历史尚且如此，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也是值得好好说一说的。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选取的谈话对象有阿城、陈丹青、陈平原、北岛、刘索拉、田壮壮等，颇有说头。可惜只是诉诸文字，如果能有一个强势电视台相配合，相信会刮起更大一股风。如同书中所说：“应该有人扛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不过查建英又说：“像阿城这样的人，恐怕还是属于文字时代，将来流传下去的，一定还是阿城的文字与文字中的阿城。”只凭这一句，查建英还是访谈八十年代的理想人选。陈平原在访谈中说：“说到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我想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术上的‘隔代遗传’。怎么讲？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一语击中了时代的神经。

　　按照陈平原的分法，王蒙是不是属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呢？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年代想跳是跳不开的，王蒙的自传《半生多事》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时代个案来分析。他说，中国人比较缺少自省精神，无法正视人和历史的关系。“像我这种年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屈的、受侮辱的；一个历史发展一段之后回头看，所有人全都变成了受害者、诉苦者了，所有诉苦的人都没有责任了。”对《半生多事》中直写父亲和母亲的不快历史，王蒙是很有时代观的：“写我的家庭，在别人看来好像是不可告人的事情，甚至没有为长者讳，是因为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家庭、一组人物的故事；我的家庭实际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标本’。”当然，也避不开针对王蒙父亲是否“汉奸”的争议，王蒙也答得有技巧：“这个事情在解放区的时候就弄清楚了，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中又提出来，其实早有结论了。我相信读者自有公论——只有心理阴暗的人才会觉得自己‘可找到丑闻了’。”看来王蒙依然是同时代中最有技巧的作家。

　　今年是黄裳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出版六十周年，近日举办的“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正合时宜。据说，会上来了许多黄裳的粉丝。黄裳的老友们有将其视为“五四”以后第二代散文作家中最“有学有术”者，有称其在散文、杂文、随笔、书话、新闻、戏曲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博洽精深造诣而成为当今文坛和学界的一个卓然“异数”。《珠还记幸》和《来燕榭集外文钞》几乎同时出版，旧文不老，似乎证明了历史的一些不变道理。时光流逝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中。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