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大勇　仲夷不朽

　　凤凰花落红盈地，万物无求亦敬翁！　——吉林省政协原主席张岳琦悼任老

　　“我不怕死，但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我们国家的变化，看国家更加进步，看人民更加富裕，看政治更加民主，看社会更加和谐，你们就大胆地治疗吧！”
　　
　　任仲夷去世一周年(1914—2005)
　　

任仲夷

　　一年前的今天，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辞世。本月9日，老人的名字悄然出现在广州银河公墓。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年时光只是弹指一瞬，但是，这仍然是无数人为了进步、富裕、民主、和谐点滴奋斗的一年。在任老的周年忌日来临时，依然有无数人奉献出自己的缅怀，他们在网络上、在饭桌上传递彼此的纪念。

　　任仲夷重视推广普通话，他身体力行带头学习；因为讲不准，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他接见红线女时说“你辛苦了”！但是发音是“你幸福了”！红线女笑着说“我确实很幸福”！
　　
　　广州银河公墓内，云淡风轻。南国初冬的阳光打在一块墓碑上，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永远怀念任仲夷(1914—2005)。2006年11月9日，任仲夷的名字悄然出现在众多碑群中。这位广受尊敬的老人，将生命与这片温暖的大地彻底永远地融在一起。
　　
　　攻心审势　治粤深思

　　1980年11月8日，任仲夷飞赴广州，开始了生命中又一段辉煌。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省政协常委琚立铭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当天下午，身为广东省委常委会秘书的他和当时的省领导杨尚昆、杨应彬、关相生等人一起前往白云机场迎接任仲夷。由于任仲夷的随身秘书要回辽宁做搬家工作，琚立铭暂时担任他的署理秘书。此后则一直在任老身边贴身工作，直到1985年。

　　琚立铭还记得，在刚到广州的那段时间里，任仲夷不断向他询问广东省委的历史，详细询问每届书记的工作展开情况。“能感觉得出来，他非常迫切地要了解广东的实际和历史”。

　　在任仲夷如此迫切的背后，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重托。从1980年的10月31日到11月6日，当时的中央九个主要领导一一找他和梁灵光谈话:邓小平、叶剑英、赵紫阳、胡耀邦、李先念、谷牧、韦国清、万里、姚依林。杜瑞芝老人说，任仲夷后来告诉他，临行前胡耀邦还特意送给任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故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本来悬于成都武侯祠前，旨在评价诸葛亮一生功过。胡耀邦录来转赠，并且将“蜀”字改成了“粤”字。用心良苦，用人之慎，可见一斑。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任仲夷一向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琚立铭体会更深。他回忆说，任仲夷刚到广州不久，就提出要去看看民主党派。当时，民主党派的办公条件普遍比较差。某个党派甚至只有一间办公室，在下班时，只有将电话放到隔壁的厕所里，以让值班员接听。任老看到后很有感慨，但还是很幽默地安慰他们说:“你们比资本主义国家都先进了，卫生间里都有电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玩笑归玩笑，任仲夷在视察之后还是谈起了实际问题，他说:“我只是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此话一出，众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们心头一凉。不过，他话锋一转:“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出个主意，向分管财政的副省长杨德元汇报情况，并且告诉他，任仲夷建议他来现场看看！”事后，杨德元果真去现场看了，民主党派反映的实际困难基本上也都随之解决了。

　　琚立铭解释说，任仲夷之所以不直接作指示，是因为他一向都非常尊重政府、人大、政协等机构。在他批示给省政府的文件中，从来不对政府下指令，而是注明给“省政府党组”。任仲夷总是说，党委领导不是发号指令，而是通过政府、人大、政协的党组，将党的方针政策领会贯彻下去。

　　这种开明的作风，还被任仲夷带到日常生活中。琚立铭说，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任老也是给予充分的尊重。每次出差，内衣内裤都坚持自己洗，从不让工作人员代劳。

　　有一年去武汉，时值盛夏，“火炉”发飙，他们随任老入住东湖宾馆。但是，该宾馆晚上11点半就关空调。琚立铭和警卫员就用房间的风扇吹凉。次日一早，到任老房间，却发现老人只穿了一条短裤，歪在沙发上休息。原来，空调被关后，老人自己起床去开风扇，但是扛着风扇在房间里转了好多圈，却没找到插座。秘书和警卫就在一墙之隔，他却觉得不便打扰，70岁的老人就这样忍着高温在沙发上歪了一夜。
　　
　　年近古稀　学说粤语

　　在很多广州人的记忆中，任仲夷是一个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特别贴近的名字。他不仅为一省发展大计运筹帷幄，也关注日常交通、环境卫生，甚至推广普通话。

　　他觉得广东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还不如港台和新加坡。因此，先后以省委的名义发了两个文件，规定县以上的党代会等大型会议必须讲普通话。他还建议粤语电视节目一定要打字幕。为此，“他去广电厅调研十几次，批示几十次”，琚立铭说，有一次任仲夷在养病期间，晚上看到电视上放粤剧没有打字幕，虽然是凌晨两三点，“还是马上要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广电厅长蔡辉”，并亲自接过电话给对方讲。

　　不过，任仲夷对于粤语和普通话的关系是辩证看待的:本地人要学习普通话，外地干部要学习粤语。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学习。每天早上6点半，他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6点45分，必定转到广东电台收听粤语新闻。只要有时间，他就向秘书、司机们学说粤语。

　　因为讲不准，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他接见红线女时说“你辛苦了”！但是发音是“你幸福了”！红线女笑着说“我确实很幸福”！
　　
　　微服登机　调研政体

　　任仲夷晚年思考更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世纪80年代韶关市的人代会风波让琚立铭印象深刻。当年，根据韶关市委报上的名单，省委批准了一个市长候选人。但是，在人代会上却突发意外:10名人大代表联名推荐高祀仁为市长候选人，并且在大会上获得高票。这一变故让韶关市委大为惊乱，连夜向省委汇报情况。

　　对于这从未遇到的新问题，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领导也急忙向任仲夷汇报。任老听了汇报后，非常平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能说省委批准的就一定当选，人民有选择市长的权利，尊重代表意见，既然选上，就是他了！”

　　1984年，任仲夷在心脏病刚好的情况下，去北京探望病中的叶帅。也顺便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汇报了广东的工作。琚立铭记得，任仲夷从胡耀邦处出来时已经是中午11点半。他说:“我出差从来不拐道，但这次要破例了！”

　　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突飞猛进，卓有成效，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缓慢。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突破口:陕西试点民主推选省委一把手。胡耀邦等领导人都推荐任仲夷亲自去调研一下。任仲夷引用深圳的口号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三位中央领导都推荐我去一下西安，我们马上就出发吧！”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飞西安的航班已经没有头等舱了。任仲夷说:“去，就是坐最后一排也去！”于是，任仲夷和秘书、警卫三个人登上了当天下午的航班，坐在最后一排，一路谈笑风生到了西安。

　　陕西方面接到电话后，即派出省委副书记李溪浦在机场迎接。但是，飞机晚点，迟迟不到。李溪浦电话到民航总局查询，回答是任仲夷没有在该航班上，因为中央委员登机是有备案的。这让陕西方面大为着急。好在晚点一个多小时后，任仲夷一行三人还是出现在了机场。

　　在陕西调研后，任仲夷对该举措非常认可，表示“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
　　
　　有勇有谋　精神不死

　　生活中，任仲夷幽默、睿智、达观，妙语连珠，令人解颐。但是，外人多不知道，他早在1985年就因患脑中风一度失语。但是，他每天坚持大声读报，练绕口令。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就使语言功能恢复到八成以上，继续妙语连珠。别人问他健康的秘诀，他的回答是:“我是精神不死嘛！”

　　去年9月，任仲夷最后一次住院，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前往探望，安慰他说，年龄大了，就不要再过问太多事。任仲夷则回答:“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就是在这次住院期间，确诊任老得了肺癌。他坦然对医生和家人说:“我不怕死，但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我们国家的变化，看国家更加进步，看人民更加富裕，看政治更加民主，看社会更加和谐，你们就大胆地治疗吧！”

　　2005年11月15日，因车祸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的琚立铭接到电话，说任老可能不久于人世了。琚立铭身上带着固定纤维板赶到中大医院，大家在任老耳边呼唤，老人双眼微睁，喉头抖动，却难以发声，终于，一滴泪从眼角悄然滑下。半小时后，老人悄然远去。

　　这一天，任仲夷曾经的秘书、吉林省政协原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张岳琦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凤凰花落红盈地，万物无求亦敬翁！

　　老眼阅世明如镜 论事惊人胆满躯　我与任老的聊缘　

　　任老曾经中风，有点结巴，他说自己不能“成章出口”；动手术摘掉了胆，他说自己“浑身是胆”；切除胃，他说自己“无所胃(畏)惧”；一目失明，他说自己“一目了然”；一耳失聪，他说自己“偏听不偏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双目都几乎失明，他说自己“目中无人”。

　　——任仲夷的幽默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任老离开我们就一年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向任老请教的往事，我都感慨万千。

　　2001年1月11日，我第一次上门拜访任老。任老猴精猴精的，身形瘦削、驼背，个头不高，只有1.6米多一点，上穿一件蓝色夹克，下着一条褪色的旧黑布裤，远看就像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只有近距离接触，你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凡的老人:稀疏的银发一丝不乱，饱经风霜的脸仿佛能看见他所经历的许多沧桑，深陷的眼眶里镶嵌着一双晶莹有神的眼睛，目光睿智、坚毅、执着、明澈，还有几分孩子般的天真，一点也看不出他患有严重的眼疾。

　　那天我们很谈得来，没有一点“代沟”。也许是有“聊缘”，也许是他想了解年轻人的思想，也许是他想了解社会，他让我有空就去坐坐。从此之后直到他去世的五年里，我不时会拜访任老，有时帮他找些资料，有时向他汇报思想理论界的动态，有时谈谈社会上的见闻，但更多的时候还是随意地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他最关注、最感兴趣的话题——政治。
　　
　　说话幽默有独特魅力

2005年8月10日任仲夷和夫人在少年叶挺的铜像前。任老幽默地“问”道:“读什么书啊？”

　　任老说话幽默生动，妙趣横生，有着独特的魅力。先生曾经中风，有点结巴，他就说自己不能“成章出口”；动手术摘掉了胆，他就说自己“浑身是胆”；又切除胃，他说自己“无所胃(畏)惧”；一目失明，他说自己“一目了然”；一耳失聪，他说自己“偏听不偏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双目都几乎失明，他说自己“目中无人”。他给人们的印象总是诙谐幽默，豁达乐观。但我感觉这也许只是表象，其背后可能掩盖着鲜为人知的压抑和痛苦。记得有好几次，尤其是最后一次(2005年8月31日)与我谈话，他回忆起当年主导广东的改革开放时，高层一些人对他的误解和指责，他的口气和神态是那样的无奈、压抑和痛苦。

　　任老说话不但幽默，而且精练、深刻，富有哲理，对各种问题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很善于把深刻的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明白透彻、一清见底地表达出来，比如:“排污不排外”、“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就没道理。”、“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先进文化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文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等等，言如其人，光明而又通达，锐利而又沉稳，言简意赅，没有赘肉肥膘，都是精粹。
　　
　　热衷接受新知识新思想

　　2004年下半年后，任老两只眼睛差不多都看不见东西了，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听电视和听收音机，他对我说，为了了解时政新闻，他一般晚上12点之后才睡觉，早上5点就起床。

　　任老非常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的动态，热衷于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这也是他喜欢跟青年人交往的原因之一。他对我说:“我们老年人经验比你们丰富，但观念陈旧，思想僵化，要向你们年轻人学习，毕竟，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对未来具有决定的意义。”他知道我是搞理论的，就让我挑些文章给他看。记得有一次我在互联网上找了几篇文章给他看，他看后很感兴趣，问我那些文章是从那里弄来的，我如实汇报，并介绍了互联网上的情况。他听后对我说:“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学习民主的大课堂，虽然网络上也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要相信大多数人是积极向上的，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现在我们也要相信网民。”
　　
　　允许别人跟自己观点不一致

　　任老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无论谁，即使不认同他的想法和做法，他都持理解的态度，允许别人跟自己不一样。与他聊天，从没有什么禁忌的话题，他也从不回避我提的哪怕十分尖锐的问题，更没有指责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给我扣什么帽子。在他看来，思想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思想。记得有一次聊新权威主义，我与他发生了争论。任老对新权威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对我说:“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政治强人’、‘铁腕人物’和‘精英分子’，其实质就是指望救世主、大救星。拿这种理论去指导中国的改革是有害的，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论新权威主义》去批判它。”而我则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新权威主义亦有可取之处，在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还用了台湾的蒋经国和新加坡李光耀的例子去反驳他。他听完后只是笑了笑，一点也不责备我。类似的情况还有几次，每次他都很耐心地听取我的意见，从不将他的观点强加于我。了解多了我才知道，任老在位时的作风就很民主，特别善于团结那些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正因为任老作风民主，在广东的干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声望。
　　
　　对民主政治不懈追求

　　任老既理性又充满理想主义情怀。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晚年的先生最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与朋友们的谈话几乎都是这个话题。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中国尽早启动政治改革，早日实现民主政治。他一贯认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他对政治改革的目标——民主，有着坚定而清晰理念。他并不否定民主各有各的特色，但他更坚信民主是有共性的，具有普世价值。他认为主权在民、自由选举、权力制衡、依法治国、言论自由、竞争政治、人民军队、透明公开这些东西都是民主政治共同特征，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他认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都是人类探索出来的政治文明，是世界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也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改良主义道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

　　我曾对比过他在位时和晚年的言论，发现先生越到晚年对民主的追求更加执着，思想更解放、头脑更清醒、反思更彻底、态度更鲜明，立场更坚定。

　　我曾经很认真严肃地问过先生一个问题:“你思想这么解放，说话这么大胆，怕不怕被误解处理你？”先生沉默了一会，说了如下一段话:“说不怕是假的，我其实十分害怕，说不定那一天说话走了火，又来一次反‘右’，别的不说，只要把我的医疗待遇取消了，我活不了几天。”那语气，那神态，至今回想起来，我都感慨万千。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对人民、民族、国家无限热爱，始终对党保持理性的忠诚，始终能遵从良知的召唤，摆脱既得利益的羁绊，勇于追求真理，义无反顾地让利益服从良知，党性服从理性，谬误服从真理，一次次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屡屡说些“不合时宜”的真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

　　任老仙逝了，但精神不死！先生的理想照耀中国，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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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