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的水墨艺术展“天地·悠然”日前在广东美术馆开始展出。

　　包括《天地悠然系列》、《云梦系列》、《天地自在系列》、《大花系列》等王璜生近10年来的70余幅水墨作品，都在此次展览上整体亮相。此前，这个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受到美术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是王璜生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展览。

　　作为一位画家，王璜生的作品风格带有两种鲜明的印记。一方面，他是画家王兰若之子，家学渊源，自小学习国画、书法、古诗词、篆刻，具备一个传统文化人的功底。另一方面，成年后丰富的游学经验让他眼界开阔，对美术史、文化史的研究使他对现当代艺术颇有见地。

　　他的作品融合了这两种艺术特点，既有传统中国画的意境，也有当代作品的实验性。

　　作为广东美术馆馆长，在王璜生任职的近十年里，广东美术馆举办了广州三年展、摄影双年展等大型活动，成为国内在当代艺术收藏、展览和研究、出版等方面最活跃的公共美术馆，成绩有目共睹。

　　借着此次展览之机，记者专访了王璜生。他从一个画家和美术馆长的不同角度，讲述了自己的生活阅历与艺术历程。

　　“只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

　　南方都市报：我听说你的父亲王兰若先生是黄宾虹、潘天寿等国画大师的学生，你从小是在家学的影响下长大的？

　　王璜生：的确是的。我从小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习绘画、书法、古典诗词，还包括篆刻，教育基础更多的是家学背景。父亲除了教我们兄弟学习画画，还请了当地一位有名的古文老师教我们古文。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写的上千首格律诗，上面有老师的评点。这些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

　　“文革”期间，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我家受到很大冲击。小学读完后我就辍学了，时隔两年之后才上中学。初中毕业后，我上高中才一个多星期，全家人就落实政策回城了，之后就参加工作，可以说我的基础教育更多是家学的影响。1979年我参加高考，但通过若干次努力都没有考上，这一方面是我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与我这种家庭式的教育方式有一定关系。这种教育比较单一，而且也不太适应社会的变动。当然这里面也有机缘的关系。

　　南方都市报：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你以后的个人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璜生：早期我父亲被错打成右派，我们跟着父母亲下乡。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对我父母亲讲，“这个孩子只用了百分之十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但我的成绩是全校甚至全公社名列第一的。我剩下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在干活，帮补家里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全家靠画彩蛋赚生活费，平时下课一有空就要画彩蛋。每周六中午一下课，我就挑一担很重的彩蛋，走八里路再坐六个小时的船去交货。当时我十五六岁，就分担了家庭的责任，也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我觉得这对自己挺好的。

　　这么多年来，我工作喜欢亲力亲为，对不少工作也比较懂行，这和我童年的穷苦出身是有很大关系的。人生很多事情都有正反两面。

　　就像我跟父母下乡这段生活，有很艰苦的方面，但留给我的更多是有趣、欢乐的记忆，比如放羊、割稻子、带着狗到处跑，等等。乡村的生活太美好了。

　　“游学经历是我的财富”

　　南方都市报：1987年，你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但早在此之前十多年，你就开始游学，你是想以此弥补自己缺乏正规学校教育这个不足吗？

　　王璜生：没错，因为没办法参加学校的学习，我就用游学来弥补。

　　我很多次一个人，或者和一个同伴，走了国内的很多地方。最主要的一次，是1984年，我骑自行车走了三个多月，从汕头一直骑到云南，这种经历挺有趣的。后来我到南艺读书之后，一个人用两个多月时间考察了丝绸之路。这样的游学对我来说，一方面可以写生，另一方面丰富人生的经历和社会经历，开阔眼界，是一种很好的积累。

　　南方都市报：什么使你没有成为一个传统的地方画家，而成为一个关注当下、胸怀开阔的画家？

　　王璜生：我的第一次游学是在1974年，我在北京呆过很长时间，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星星画会、朦胧诗派等很多朋友，有的朋友我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们探讨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等等的问题。我觉得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将原来自己的知识局限、对社会认识的局限打开了。大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很提倡科技兴国，我当时甚至有过强烈想法，觉得画画没什么意思，从事科技工作才真正对社会有用。当然，年龄大了后来也慢慢变得平和了。我觉得自己心里总有两个影子，一种是儒雅的影子，因为我受过规范化的传统文化教育，很严格的家庭式教育，另一种是社会大学的教育，强烈地想进入社会，了解社会和人生，为社会尽一点责任。

　　南方都市报：这次画展两个部分，“天地”让人觉得压抑，“悠然”则很灿烂，你能解释一下创作想法吗？

　　王璜生：“天地”系列1992年就开始画了，当时我的想法是画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就是“内”和“外”的沟通，比如屋内与屋外、内心和外界、个人与宇宙……这些“内”、“外”是融为一体的，一个小空间里可以容纳、联想到很多东西。我想通过园林、建筑、云、水、荷花、竹子等符号，自由组合、联想。很多人说看完有一种忧郁、压抑的感觉，这可能是某种自然的流露。

　　“悠然”系列是大花系列。那是我开始在美术馆工作的时候，当时工作非常忙、烦，空闲时间很少，必须有排解的方式，所以就随意画一些花，调节心情。很多人说这一系列看起来令人心情舒畅，包括用笔、用墨都有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其实我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生命的灿烂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关系，我很希望能画出“枯萎也灿烂”的感觉。枯萎也可以是很有力量的。

　　以“史学意识”来主持广东美术馆

　　南方都市报：作为广东美术馆馆长，你对美术馆的理念是什么？

　　王璜生：在做美术馆长之前，我是一个美术杂志的编辑。不管是编辑、馆长，还是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我觉得眼光、胸怀要开阔。我是学美术史出身的，在美术馆工作主持中，我特别要求一种“史学意识”，就是对美术史的关注，关注当下艺术的发展，挖掘、积累资料。

　　当代文化艺术都是构成当下社会、文化很重要、很有代表性的部分，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文艺发展的突出点，或者很能挑战历史的一个点。当代艺术就是这个点。对于艺术史，经典的当然好，但艺术是不断发展的，经典是被积淀下来的。今天很前卫、先锋的东西，到了明天可能变成经典，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两方面都应该得到关注。

　　南方都市报：你对美术馆功能的理解是什么？

　　王璜生：美术馆的功能，我们定为六个方面，但其实总的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专业性的，为艺术专业提供一种保护、挖掘、推广、展示、研究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公众性服务、交流工作。

　　我接手广东美术馆时，只有十三张藏品，到现在近十年时间，有近两万件藏品。目前我们馆在艺术品的修复、保护方面在全国是走在前端的。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做最普及的工作。我们也是全国美术馆中最早设导览的。美术馆不同于博物馆，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讲，轮换性也很大，设导览的目的是让专业人员与公众交流，哪怕解答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也是一种普及。

　　南方都市报：现在美术界对广东美术馆在现当代艺术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你自己怎么看？

　　王璜生：中国的所有美术馆都是定位于做现当代作品。我们很强调学术性，或者叫品位，我们希望在展览策划、语言表述、展厅展示中，都保持应有的学术态度和文化品位，现在也基本形成共识。比如我要求工作人员在展览说明、新闻稿里，不要说过头话，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夸大其词、随意褒奖。如果说我们对广东美术界有具体的贡献的话，可能是通过办展览等方式，对黄少强、谭华牧、符罗飞、梁锡鸿、赵兽等这些原来被历史遮蔽的艺术家，有一种重新的认识。

　　南方都市报：广东美术馆如何处理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关系？

　　王璜生：我觉得，一个美术馆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这是一定的。

　　我们的文化立场就是，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必须关注发展中的文化，而不仅只是关注盖棺定论的东西。其实，关注文化的发展也是关注历史本身。并不是已被认定的历史就永远是那么回事。我们今天怎么看历史，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坚持文化立场的同时，也应该百花齐放，提供给公众一种丰富的文化食粮。对当代的艺术，有些东西公众虽然不甚了解，我们也会应用各种方式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包括导览、介绍文字、举办讲座等。

　　不管是传统的经典，还是当代的先锋，我们都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展现给观众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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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