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田炳信：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有一张闻名世界的照片，就是尼克松一走出“空军一号”专机的机舱，就主动伸出手来同周总理握手，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还把这次握手称为“跨越两大洋的握手”。当时你在现场吗？

　　冀朝铸：在，我就站在后面。尼克松这样做是为了纠正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肯同周总理握手的错误。

　　田炳信：你是何时参加这次中美关系重大突破的谈判中的？

　　冀朝铸：1970年，我已经40岁了。周总理多次说过，“口译在40岁以后就应该转行。”周总理说：“口译非常辛苦，年纪太大了，身体也受不了。此外，当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领导很明显是希望我长期搞翻译工作，不再搞口译，就继续搞笔译工作。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准备。考虑到将来领导上可能会分配去外国语学院教书，我准备了各种资料，以便教书时使用。就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突破。

　　1970年11月10日到1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访华，我是主要翻译。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两国正在发展中的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中方支持改善巴基斯坦的国防力量的问题。会谈结束后，叶海亚·汗对周总理说，他希望单独地同总理谈一次，不需要别人，最多只要一个翻译在场。周总理就叫我：“小冀，你同我们来吧！”我就同他们一起上了楼，进入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叶海亚·汗对周总理说：“在我起程访华之前，我到美国见了尼克松总统，他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中国政府转达他的意思：美国绝无意同苏联联合起来一起反华。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对话，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分歧。美国政府期待着最终同中国走向友好。”周总理感谢叶海亚·汗转达的口信，并且表示将给以答复，请叶海亚·汗转交。

　　在此之后，中美之间进行了数次书面上的往来。这些书面往来的翻译工作都是我和唐闻生两个人搞的。除了我和唐闻生之外，还有王海容以及极少数的领导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有关工作。此外，再也没有旁人知道。这些情况直到中美正式建交之前都是绝密的。

　　田炳信：在周总理和基辛格的多次会谈中，是你和唐闻生担任翻译，基辛格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冀朝铸：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基辛格数次来华以及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两个公报。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主要讨论如何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的问题，如何起草第一个公报。第二就是如何起草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报。如能就这两个公报达成协议，两国关系就可以发展；如不能达成协议，那将产生极严重的后果。基辛格那次访问的关键，就是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问题上，如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达成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联合公报。

1985年初，冀朝铸夫妇和儿子在基辛格夫妇家中

　　田炳信：我看有关资料，在谈判的后期，基辛格起了很大作用。

　　冀朝铸：当时双方在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美方在一开始就想尽量地和稀泥，把双方的意见搞得模糊一点，以表示双方确实有许多共同点。中方则一直坚决反对把双方的立场搞模糊。最后，双方同意在公报中有一部分可以各抒己见。但必须有一个共同点。

　　田炳信：台湾问题是这个共同点的关键吧？

　　冀朝铸：对。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点，尼克松的访华就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经过一段艰难的谈判，终于在最后找到了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大家都认为可以同意的妥协办法。

　　田炳信：基辛格又发挥了他的过人智慧。

　　冀朝铸：对。在最后阶段，基辛格提出，国际上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问题是谁真正代表中国。但是他又说，美国坚持中国在解决一切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使用和平的办法。因此，他就提出这样一个绝妙的好办法：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双方同意了这个措辞。

　　由于双方能够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发表这样一个公报，就为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基辛格真是著名外交家，口才一流。

　　田炳信：这次的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不是晚了一些？

　　冀朝铸：这也是阴差阳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近30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同美国之间也曾有过可以和解的机会，但都因为无法沟通而坐失良机。1945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通过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传话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在罗斯福总统方便的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同罗斯福总统会晤。但由于赫尔利大使一贯反共，他根本没有传达这个信息。而且当时罗斯福总统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双方的会晤未能实现。

　　再有一次是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由南京逃到广州，所有的外国使节，包括苏联的大使在内，都随同蒋介石迁往广州。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争取同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会晤。司徒雷登大使一面告诉黄华同志说，他希望见中共中央领导，同时又同一位民主人士接触。司徒雷登大使对这位民主人士说，美国政府愿意向新中国的政府提供10亿到20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希望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民主人士得此信息后，就迅速地北上，去见中国的高层领导。他在途中听到毛泽东主席关于一边倒的讲话，因此就不敢传达这个信息了。司徒雷登大使于1949年8月离开南京。好多年以后，中国的领导人才得到这个信息。

　　田炳信：1970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斯诺，可不可以理解为毛主席想通过这样一种场合发出一种暗示？

　　冀朝铸：是这样。《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一起拍的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送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他说，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林彪的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毛主席向美国送出的信号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人民日报》，而且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但《纽约时报》没有登他的文章。

　　田炳信：那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他们会不会对中国有一种偏见？妖魔化中国？

　　冀朝铸：我倒没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当时对大使不敢不客气。

　　田炳信：如果不从大使的角度来看，整个美国民众的气氛，对中国是不是有偏见？

　　冀朝铸：没有，那没有。中美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两国一开始是有所冲突，后来两国领导人都很明确地提到，这样冲突下去不是办法，一定要和好。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我有信心，两个国家的这种友好会继续下去。

　　田炳信：我们国内有时觉得美国对中国有妖魔化倾向，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制度就不一样，他们的宣传会故意选一些不利于中国的丑恶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作为他们的报道重点，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冀朝铸：没有，因为那时候他们要团结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可以说有一股中国热。

冀朝铸在唐宁街10号门前

　　田炳信：你做翻译的时候应该正是中美刚刚建交不久？

　　冀朝铸：对啊，还没有建交的时候。

　　田炳信：你是中国人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的第几位？

　　冀朝铸：第四位。中国于1971年10月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在我之前，有唐明照、毕季龙和谢启美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

　　田炳信：你在联合国担任过副秘书长，可否谈谈你对美国几位总统的印象？

　　冀朝铸：我个人认为，尼克松总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作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他平等待人，向中国人民表达了希望友好的意愿和由衷的尊重。福特总统待人很随和，但是，他好像没有尼克松那么敏锐。吉米·卡特总统对建立互助互利的中美关系非常积极。他人和蔼，愿意替别人着想，没有一点总统的架子。尼克松很明显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而卡特却不给人这种印象。罗纳德·里根刚开始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让中国的外交官们担心了好一阵子。我们担心他会再度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至于性格嘛，我觉得他有一点像尼克松。老布什非常友好，随意。

　　田炳信：你跑过几十个国家，也在英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担任过参赞、大使，因为历史、文化、风俗的不同，有没有一些事情给你印象特深？

　　冀朝铸：有啊，多了。有一次，随同周总理去埃及访问，那里蚊子很多，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周总理在内，都给蚊虫咬得很厉害。身上到处是红块，而且痒得很。大家一早起来后都不停地到处抓痒。后来周总理比较婉转地向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蚊子的问题。周总理对纳赛尔说：“你们这里蚊子可真多啊！”纳赛尔回答说：“我们这里的蚊子是不咬人的。”周总理听后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抓痒。

　　还有一次是随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拉西一世是一个小老头，他的皇宫门口有两个狮子做警卫。那里苍蝇很多，多到可以飞到你的鼻子里去。我在宴会上看到一块巧克力蛋糕，非常高兴，因为我最喜欢吃巧克力。没有想到，当侍者去拿那块蛋糕时，用手一挥，很多苍蝇飞跑了，原来是一块奶油蛋糕。

　　田炳信：这可能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同人们对卫生的标准理解不一样，你像埃及总统纳塞尔说这里的蚊子不咬人，这话也是对的，只是蚊子咬生人，不咬熟人。咬新来的，不咬常住的。

　　冀朝铸：确实，有的是习惯问题。我访问过尼泊尔三次，其中一次，尼泊尔请周总理，也让我和总理一起坐在宴会桌上，当我坐下后，突然发现他面前的盘子上有一点脏，于是我就请侍者换一个盘子。那位侍者接过盘子，转身向盘子吐了一口吐沫，然后用手一抹，就又把盘子还给我了。

　　当然，碰到更多的是风俗问题，我在斐济当大使期间，当时斐济全国人口71万，由300个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我到任的第二个周末就去太平洋港看表演和展览。表演中的一个主要节目就是模拟吃人。节目的内容是两个部落进行战斗，前方打仗后方挖坑，还把石头丢入坑内烧热，最后把被打死的人丢入坑内用土埋起来，过一段时间把土挖开，人肉就熟了。当地土著吃人的习俗直到19世纪末斐济的大酋长信奉基督教以后，才被禁止。

　　展览室的讲解员对我说，斐济在吃人肉的年代里，人们把人肉视为珍品，只有酋长和战士才有资格吃，妇女根本没有资格吃人肉，儿童则有时可以吃到手指头和脚指头。讲解员说，他自己的祖父就是一位大酋长，五十多年前他祖父去世时，有人问他临死前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他祖父回答说：“我想再尝一次人肉的味道。”他还说，根据斐济的风俗习惯，酋长去世后他的妻子就要被处死，而且是她自己的儿子亲手用一条带子把她勒死。据说，有一位斐济大酋长的儿子出海未归，估计已死在海外。大酋长就把他儿子的一群妻子都关了起来，准备处死她们为他儿子殉葬。外国传教士为那些可怜的妇女求情，大酋长坚决不答应。后来外国传教士就说：“现在你儿子是否真的不在人间尚未肯定，是否等有了确切的消息后再把这些妇女处死也不迟。”大酋长勉强同意，就派人到海外去打听他儿子的确切下落。不久，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带来的消息是：大酋长的儿子不但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是被吃掉了。大酋长得知此消息后极为悲伤，他下令处死更多的妇女。现在斐济信奉基督教，人们早已废除了那些可怕的风俗。我在斐济时，一位大酋长去世后，他的妻子并未被处死，而是同总督加尼劳结婚了，成为总督夫人。

1963年冀朝铸同陈毅总理在缅甸

　　田炳信：有没有因为不了解当地风土人情，闹得很尴尬的场面？

　　冀朝铸：有啊。1986年，我访问瓦努阿图，下榻在洲际旅馆，我们在餐厅用餐时，一位侍者来通知我们，吃完饭后请留下看土风舞，我们就留下了。不一会儿，我们听到击鼓声，然后跳进来十余名男子，个个赤裸裸，只在腰间挂一个用草编织的小阴茎套。一面跳，一面口里发出叫声。我见此情况，非常吃惊，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环顾左右，看到人们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我们才决定继续看下去。那些舞蹈家们在餐厅中间围了一个小圈子，随着鼓声又跳又叫了大约十多分钟，然后离开。原来这就是土风舞。

　　还有一次，闹了大笑话，我到瓦努阿图的主要村镇桑投去访问，中国在桑投有一个牙科小组，很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在桑投，我看望了中国牙科小组，又去拜访了地方官员。他们招待我喝“卡瓦”。那是一种同“丫勾捺”差不多的饮料。我以为自己在斐济喝过“丫勾捺”，所以喝“卡瓦”没有问题。谁知两杯喝下去后，我就开始呕吐起来，然后发现自己的四肢都不能动了，看所有的人都是四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嘴，幸好我头脑还很清楚，谈起话来还很有条理，只好坐在那里继续谈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才能够行动，向主人们告辞。事后有人告诉我，因为我是贵宾，他们给我喝的“卡瓦”是新鲜的根茎，由处女嚼烂后吐出的，因此很浓。那人还说，不久前，英国驻瓦努阿图高级专员喝了后，马上就回家。到家后，司机一打开车门，他人像一块木头一样歪倒在车门外，是别人把他抬进家的。瓦努阿图当地的土人因为已经习惯了，喝十几杯也没事。

　　宏大人生很难完整，壮丽的人生很难持久，走马换将的现实，朝令夕改的风云，很难让人生划上圆润、丰满、鼓胀的句号。冀朝铸做到了。他走进红墙又走出红墙，他踏出国门又跨回国门。始终有八个字在他血液中流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是《易经》中的警句，那是清华的校训，那更是冀朝铸为人处事，经风沐雨的一种品格和胸怀。（完）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