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今日（21日）报道，按照香港现行法律，内地人去香港分娩，所产婴儿均可获取香港出生证明，进而申请香港居留权并成为永久居民。此规定一直吸引着诸多深圳的“准父母”，甚至有人愿意提供代理服务，即待产夫妇出资18000元，就可代办申请各类手续，安排其赴港产子。

    对此，有法律人士表示，内地人到香港生仔与计划生育国策相违背，而且产妇在香港逾期滞留也会受到惩罚。但说实话，不仅香港或内地法律都很难处罚这种行为，甚至也无法从道德上去谴责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去别处实现幸福的权利，而且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个“三赢”的选择：对他们个人来说，出去生可以逃离内地的超生费用，因为在内地可要六七万元罚款，而到香港只要两万元就行，且将来的小孩拿的是香港身份，对其福利、发展均有好处；对国家来说，也不会因为“小公民流失”而损失什么，因为这些小公民大多不在生育计划之内；对于香港来说，由于香港现在人口出生率很低，老龄化问题严重，内地初生儿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缓解方式，也正是基于这点，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大力打击过港产子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移民历史的规律一向是：从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流动；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向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流动；从工作机会少、工资收入低的地区向工作机会多、工资收入高的地区流动等等。这是符合人性的选择，其目的都只是为了自己或者后代追求更幸福的生活，目的很单纯。

    正是出于对这种人类权利的理解，许多国家规定了公民权取得的“出生地原则”，即只要是本地出生，就应该享有在这块土地上其他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在186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管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成为这一条款的受益者，即使是那些新生美国人的上一代，也由于做了“美国人的爹”而获得了居留权。因此，选择子女出生地从而获得更多权益，这种行为应被视为一种常态。

    不过，话说回来，在“赴港产子”潮中，除“代理赴港产子”的非法性外，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乃是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不公平的权利实现状况。显然，能够去香港产子的内地居民是拥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士，即使是普通的深圳都市白领，在我们这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也是属于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他们拥有比其他阶层的人士更多机会去突破计划生育等政策的限制。这样，在同一种政策下，一部分人有逃离和违背的机会，另一部分人则没有。这种发生在平等公民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将极大地破坏社会整体公正，削弱社会的公平感，也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其实，按金钱和社会地位分配资源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社会精英所具有的权利何止“超生权”或者“出生地选择权”？在中国特有的“公办名校”教育体系中，精英阶层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在对交通违章、企业污染等的行政执法中，以罚代法成为惯例，富人们有了更多花钱摆平的机会。

    权利享有层面的不平等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把破坏权利公平、享有其他同胞享受不到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出现不安定因素。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写道，动物庄园里的法律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现代社会的平等原则虽然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所以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对形式平等、法律平等、政策平等的维护，力求避免使得不平等在政策层面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国家对平等原则的实现负有责任。“我们的政府的安全系于是否能够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公民。让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会使别人必然尊敬的权利。”如果法律为不平等的发生提供了方便，那么法律本身就需要完善。

    当然，这种平等权的保障不是说要把已经追求到了“幸福生活”的同胞们拉回来，和咱们一起享受“不便”和“不幸”；更不是豁出去了让大家都跑过去把香港挤爆；而是要求精英责任的承当。在我们这个精英与普通大众、底层社会渐行渐远的时代，一种政治正确性应该在中国建立起来——当社会中的一个群体通过自身的强势，而享受到这个社会更多的好处，拥有这个社会更多的权利的时候，就应该对社会负上更多的责任，比如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而不是只想到要逃离到别处。（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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