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他认为，起码在财政上已可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福利体系。吴的这一观点被指“前卫”。（据6月27日《北京晨报》）

　　也许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产生过程公众参与不充分，即使是媒体，也对社会领域的政策进程缺乏了解，所以，才会出现诸如“吴敬琏称我国有条件实行全民低保观点被指前卫”的一惊一炸。

　　全民低保：跳一跳就能摘下的果子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全民低保”应该大致相当于城市低保加农村低保，而城市低保自1993年从上海起步，到1999年全国普及，再从2001年到2003年突破“资金瓶颈”，到2005年，城镇居民中已经有997万户、2233万人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各级财政共支出低保资金19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为110多亿元。农村低保发展势头也一片大好，2005年，全国共有14个省的1534个县（市、区）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有村民385万户，777万人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据《2005年民政事业统计发展公报》。

　　由于目前农村低保的资金仍由地方财政，包括省、地（市）、县三级分担，所以在公报中未能列出农村低保支出的总计数。）

　　看了以上城市低保与农村低保的发展态势，对吴敬琏“抛出”的“惊人观点”——“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是不是感到这个“美好前景”就是颗跳一跳就能摘下的果子。

　　为何专家说法引起担心

　　为什么专家的说法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担心呢？可能是因为公众对低保制度不了解。看起来，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都给他们发救济，那要多少钱？这个问题在建立城市低保的时候也曾经长期困扰决策者。事实上，低保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即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的需要设立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低保标准时，政府就按照这个家庭提供救助，使之收入水平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在专业圈子里叫做“补差”，2005年城市低保的全国平均补差水平是72元/月。

　　那么，这么一点钱为什么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呢？应该说，低保制度在社会心理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物质方面。拿城市低保来说，失业人员最大的失落是“没有人管了”，现在政府通过低保来“管”，每个月又能稳定地领到一笔钱，虽然不多，日常生活还是有保证了。贫弱群体心里踏实了，社会稳定的目标也就能实现了。农村低保也是一样，要扣除农民的家庭收入后进行补差。农民有块地，多少总有一点收入。他们最缺的是现钱，所以每月能够拿到30—40元，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可观”的收入。

　　农村低保“最后一跳”需要多少钱

　　为了完成农村低保的“最后一跳”，去年年底，民政部请出一批社会政策专家，分赴已经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省市进行调研。在《辽宁、河北两省农村低保制度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分析：目前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态势，大致相当于城市低保制度1997年下半年的情形，其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亦即促一下就能全面覆盖，但若没有外力推动，则也可能停滞不前。如果中央政府能像推动城市低保一样去推动这项制度，估计农村低保制度将在2—3年内做到“全覆盖”。

　　2005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元，仅增收部分就达5000多亿元，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农村低保的力度应该不成问题。

　　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究竟需要多少钱？如果按每人每月“补差”30—40元计算。

　　如今还没有享受低保的2600多万贫困人口每年大约需要100亿元。但是，这笔钱并非都要“新增”。按辽宁省的说法，取消农业税后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款项中，已经有“农村特困户救济”这一项，2005年在辽宁省是1.62亿元。而全省农村低保资金是2.54亿元，这笔款项占的比重是64%.也就是说，实际上，有2/3的钱中央实际上已经掏出来了。

　　2005年辽宁省农村低保的补差金额是30元左右，即使辽宁省补差金额增加到40元，也不过再增加1.5亿元。

　　所以，如果假设辽宁省正在全国平均水平上，除去已有的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全国“新增”投入也就在30亿-50亿元之间，而贫困人口每人每月可得到低保救助金为40元。按比较宽裕的计算，整个资金量再翻一番，也不过100个亿，相当于2005年财政收入的0.33%.所以说，解决农村低保的资金问题的前景应该是很乐观的。

　　总之，吴老的呼吁很及时，吴老的观点也很实在，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最近，高层也都在作相关的调研。

　　希望能够早日完成“最后一跳”，把成熟的果子摘下来，让农村的贫困人口尽早享受到最起码的“国民待遇”。（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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