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即政务公开被誉为一场“观念的革命”。2003年1月，这场革命在广州开启，嗣后，北京、深圳、杭州、上海、成都、重庆、武汉等地先后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到了2004年，全国诸多地方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打造“阳光政府”的口号。

　　之所以称之为观念的革命，在于政务公开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对上不对下的信息失衡传统，使公众知情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俗语云，“官有十条路，九条民不知”，在封建的臣民年代，公共治理结构自上而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子自然是被先天地剥夺掉了知晓领导事务的权利。而所谓知情权，则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概念。

　　从臣民社会到现代公民社会，从非常年代到程序时代，中国在这期间走了许多曲折的路。在传统决策过程中，多是政治精英主导型，并呈现出政治精英排斥大众的政治生态；而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诉求方式之一。况且，社会阶层日渐分化，精英阶层亦出现多元性，社会不再是政治精英单极主导，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思想精英甚至娱乐精英，都逐渐日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社会的进程。也因此，政务公开成为普通公民以及多元化精英阶层在利益攸关时的普遍愿望。

　　观念在革命之后，其相应政策的调整，经常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并超出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政务公开的存在，实际上为其他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甚至是保驾护航。比如湖南衡阳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在年年财政亏损的状况下，便于今年实行财政预算，压缩非生产性支出。结果由于政务公开，一些隐藏性腐败无处可生，国家转移支付款于是落到了实处，最后反而使财政节约出千万元巨资，成就了穷县财政史上的一个奇迹。

　　政务公开属于人民民主范畴，“阳光政府”的提速也必然对党内民主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务公开。7月7日，中组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其史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被海内外传媒解读为执政党党务公开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国新办已经把邀请党中央的主管部门出席新闻发布会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见7月12日中新网）。无疑，“阳光党务”正开始浮出现实水面。

　　显然，政务公开之后的显著效应对党务公开的开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由于执政党的地位与责任，其党务公开既是对每一个普通党员的公开，也是对每一个普通群众的公开。这种公开不仅仅是实体的公开，也是程序的公开，也就是说要以看得见的透明方式将信息公开化。因为，保障每一个党员的应当知情权，也正是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应当知情权。

　　阳光政务与阳光党务的施行，表明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的互动空间还可进一步扩大。这么一场观念的革命，只要得到土壤，得到阳光，必然产生强大的“光合效应”，使健康绿色的政治文明生态继续生长，并促进政治改革在探索中日渐成熟。（编辑：徐敬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