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偷价值数十元的钢管扣件被追跳入池塘。当时现场有数百人围观，惟一出口被围观群众占住，小偷不敢游上岸，怕遭暴打。小偷沉下去溺死了，围观者还在讨论，这池塘有多大，有没有200平方米？（1月31日《东南快报》）古往今来，见义勇为都应受褒扬。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笼而统之地提倡，而不向公众作详细的解说，那就是对公众不负责任，因为在他们“追”死坏人的时候，会突然面对不曾预想的法律后果。

　　其实，“见义勇为”四字，字字都不简单，连缀起来，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首先，什么是“见”？我们看到的事态，不一定就是它真正的样子；而我们在听到“站住”、“抓坏人”的喊声跟上去的时候，别忘了大师马三立的相声，大家围追堵截的可能是一个“调完级了，不请客”的家伙。

　　其次，何谓“义”？虽说仁义公道自在人心，但在现代社会，“不义”往往指违法、犯罪，多数情况下虽可一望而知，但确有我们不好判断的时候。生活中真有帮坏人打“便衣”的情况，也真有女贼利用热心人金蝉脱壳的事例。

　　再次，什么叫“勇”？勇不意味着草莽和扩大事端，更不意味着无谓的牺牲。要讲究力量对比，要考虑双方互动造成的手段失控。而这一切都不是猝然之间可以清晰判断的。许多的小贼被追“急”了，逃跑变成了逃命，以致铤而走险，伤人害己。

　　最后，怎样去“为”？对于正当防卫或者抓捕现行犯，法律给了较宽的尺度，但决不是全面豁免。防卫过当，故意杀伤，都有可能踏入刑法的领域。至于这个“为”的底线，法庭上都争得面红耳赤，法学教授也智者见智，普通公众更难把握行为的适当限度。

　　请别误解，我不是反对见义勇为，只是希望人们在见义勇为时知道行为的法律意义。

　　围堵小偷是见义勇为，但把他围在池塘里活活淹死而不施救，就可以说是群体冷漠下的“谋杀”。

　　不妨这样设想：那些围观的、客观上促成小偷死亡的人，晚饭后是否情愿向家人承认自己当时的无动于衷？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是否会有某种愧疚涌上心头？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事后的感觉或者理性的声音会告诉他们，眼睁睁看着别人绝望地死去，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因其做了坏事而有所贬损。

　　从法律上说，那些将小偷追到池塘里的人，对小偷有救助的义务，违背这种义务，构成一种“不作为”形式的杀人。由于自己的先行行为导致他人身处危难，能够施救而不施救，最终导致他人死亡的，就是这样一种杀人行为，而不论其先行行为是否高尚，也不论身陷危难者自己是否也有过错。那只是责任分担问题，不影响行为性质。

　　我们再做一个设想，假如让所有的围观者进行一次表决，以决定小偷的生死，那会是个什么结果？我相信，只要打破沉默，只要有人带头喊出理性的声音，就会唤醒很多人的理性。表决的结果一定是“先让小偷上岸，然后再依法惩处他”，否则就意味着我们在用一种大恶对付一种小恶。

　　我之所以对表决结果很乐观，还因为在表决之前多半会给小偷一个陈述的机会。现在没机会了，他死了。

　　同情，不是给予孩子、爱人和朋友的，那不是同情，只能算作本能，哺乳动物都有这种本能；只有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甚至对不再为害的敌人，仍能寄予同情，才能算作真正的同情。饱有同情的民族，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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