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某工地的11名民工在吃饭时，连续3顿都发现，饭菜中有包工头吃剩的鸡骨、鱼刺、鸡蛋等东西——这条曾引起较大关注的“民工吃剩饭”新闻又有了后续报道：登报当晚，民工们就接到了“下岗”通知。（4月20日《华夏时报》）

　　其实，这样的结局完全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海淀区卫生局已经第一时间表了态：我国食品卫生法里只明确规定不可以提供变质食品，没有规定不可以吃剩饭。所以，给民工吃的剩饭只要没变质就不能算违法，他们也就没有相应的执法权。“这只是个道德问题。”——民工向媒体自曝新闻，无非就是为了引起执法部门“疗救的注意”；既然执法部门已经明确表示不管，民工们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吃的最差，住的最差，干的最累，拿的最少，安全最没有保障，受到的歧视和剥削最多——这些词条拿来形容民工无疑都是十分恰当的。设若这些只是“转型时期”的短暂现象，我们至少还存了个美好的念想；真正可怕的是，麻木的心灵已经习惯这样来定位民工，而忘却了背后的不公和压迫，视之为无足轻重的理所当然，而丝毫没有意图改善的准备——“只是个道德问题”。

　　执法部门的行政不作为，让民工向媒体自曝“吃剩饭”成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同样是因为执法部门的长期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让恶劣的生存环境成为民工们的生活常态，并得到了执法者的“一切正常”确认，而把责任和希望全部抛给了逐利资本天生就不具备的“完美道德”。

　　执法者缺席，理论上的利益代言人工会同样缺席，媒体成了民工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但是媒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而脆弱的，事实上，媒体的报道不但没能改变民工“吃剩饭”的命运，反而马上让他们“没饭吃”了。

　　实话实说，“吃剩饭”除去人格侮辱意义外，与民工遭遇的其他悲辛相比，也许并不算最严重的。但是在伦理的意义上，在人格的层面上，在公正的基点上，“一个民工吃剩饭”，与“一个民工被活活累死”，“一个民工为讨薪而跳楼”，既是同等可悲、同等残忍的——它们都有资格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又是互为表现、互为拓展的——它们的集合正是当下的“民工生存”素描。

　　包括执法冷漠在内的社会集体冷漠，留给民工的自由，实际上只有做“鸵鸟先生”和“蚍蜉烈士”两种选择。对于被关在“国民待遇”大门外的民工来说，是安于现状用血汗和辛劳做资本接受别人的剥削与欺凌，还是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争取一点可怜的人格和权利，这是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吃剩饭”与“没饭吃”，既是民工的自由选择空间，也成了民工的生存宿命。这种生存宿命如果不能在沉默中解决，则只会在爆发中碎裂。（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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