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5月23日公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主要涉及公众对社会状况的感受、主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冲突。我注意到，在“你对各类机构的信任度？”一栏的8个问句中，民众除了对中央政府很信任外，其他7类机构都是“比较信任”和“较低信任”，极为有寓意的是，这次民调居然把地方政府被列入了“比较信任”的行列。

　　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果的客观性。虽然近年来各类名目繁多的“民意调查”早已让人司空见惯，一些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打着“民意”的招牌，经常拿“民意”说话。而这次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抽取7063个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居民户中按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访问。如此，其权威性和代表性不容置疑。

　　不过，我对此次民调中的民众信任问题颇为不解，因为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似乎根本无须调查。近年来，在增进公众福利、强化改革公平、整顿吏治腐败等方面卓有成效，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有这样的前提，简单地用“信任”这样的词来考量都显得过于轻飘了。

　　我是不明白什么是“比较信任”。我知道，在汉语特有的语境中，“比较”通常有两个概念：一是有参照性的对照；二是象征着很一般。参照的概念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第二个问题则是只能意会，比如说某学生成绩不好，人们不好意思当面直说，总是说：比较起来不错。所以，我理解他们这一做法，作为一种非硬性手段的调查，偏偏在这一栏里不表明“信任指数”，其矛盾心理可想而知。

　　曾经读到一些相关评论，有人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还有许多真实数据没有罗列出来，是调查机构有所讳言。其实，这样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将心比心，反正我是不敢承担轻蔑政府的恶名，虽然是地方政府，那也是权力机构。作为普通市民，我的生活和工作却是在其治下。对于我来说，它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握有大权者的任何一种声音完全可以改变我孱弱的命运。所以，这样的心态导致我不敢对管辖我的上级部门有半句非议，宁可昧着良心也要说“比较信任”，不怕天下人骂我卑躬屈膝、无耻撒谎。

　　众所周知，目前地方上的公权滥用现象严重，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根本没有“造福一方”的执政理念，他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官官相护、鱼肉乡里，其行为让人用尽天下最肮脏的词汇都难以形容。就比如说住房等问题，老百姓经常骂奸商牟取暴利，岂知奸商也有奸商的苦衷。近日有爆料称，在上海房地产开发的每个环节当中都存在着人为操纵的因素，正是官商勾结的后果导致了房价轮番上涨，而今年，在没有增加建筑材料和施工成本的前提下，陆家嘴中央公寓每平方米商品房居然抬高了6000余元。直到这些蛀虫被挖出来，人们才明白，原来房价完全背离了市场规律。要知道，这些人在没有倒台前，都是以官员的身份示人的，他们的所做所为当然代表了政府形象。看看王怀忠、李大伦以及那些被揪出来的大小贪官，在台上时候的前呼后拥，权力的光环下是绝对的正确。倒台后的第一时间，立马就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恶棍。面对这些贪官污吏，凭良心说，民众会“比较信任”吗？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像“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那样的人间悲剧在全国各地早已屡见不鲜，官员手中权力往往让人望而生畏，即便老百姓对这样的官员不信任，又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句话让你轻则坐牢重则丧命，什么党纪国法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地方政府“比较信任”了。

　　中国人向来善讳，远的例证就不必说了，前几年就讳言“失业”，有聪明人发明了“下岗”、“待业”这样的特色用语以代之。后来又讳言“卖淫嫖娼”，挖空心思把妓女的称呼改为“小姐”。有意思的是，妓女不但没有因此而享得“小姐”高贵，却使高贵的小姐称谓变得下贱恶俗，最终使人讳不能讳，只好跟着红口白牙胡说八道。有这样的传统习惯，人们自然也就养成了逆向思维方式。如果借用这样的逻辑方式来看待这个“民意调查”，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无疑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不加大力度惩治腐败严格吏治，再不强化民主制度，并以此来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必将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社会一旦失去应有的公正度，矛盾的激化将不可避免，人们翘首期盼的太平盛世就只能成为追忆。

　　民心向背关乎到一个政权的存亡，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动荡，这不仅是历史的警示，也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理。换句话说，什么时候这样的民意调查不再有所讳言，什么时候老百姓敢于无所顾忌表达自己的心声，那才是民族复兴的开始。（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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