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向文化体制弊病开火，自然引人注目，他所说的也都是老问题———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致使文化发展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政府要转变职能，不能“喂养”文化。不能把几十年一贯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在文学领域继续“粘”下去了。

    现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教育体制都在改革，唯独文化界的行政管理体制缺少实质性的变化，与当前的改革不相适应。理应处于改革前沿的文化界变成了“最后一个堡垒”，确实有些遗憾。

    北京今年4月份为了迎接黄金周，搞了个27家景点测评排名，结果北京天文馆倒数第一，高票价、低水准服务，谁都不爱看。这几乎也是国内大小博物馆、天文馆、科技馆的通病，有时感觉这些艺术类藏馆真像藏在其中的古董———陈旧而脆弱，见不得外面一丝阳光。

    再看看我们的国粹——京剧，以及各类地方戏种，对比西方的歌剧，同样是历史悠久，同样被称为不朽经典，但今天的西方歌剧，涌现了三大歌王。在美国百老汇，以“猫”等为代表的音乐剧长盛不衰。与其说音乐剧是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倒不如说音乐剧是传承了歌剧艺术而形成的现代歌舞剧。虽然它具有艺术手法的综合性，但就艺术形式来说，它依然独具歌剧的传统。正如韦伯所说：他在创作的时候没有觉得音乐剧和歌剧有什么不同。西方歌剧始终呈现流动的旋律，因而展现出勃勃生机。而京剧以及各类地方戏种，固然要捍卫传统，但传统未必等于几百年如一日的僵硬面孔，容不得形式与内容的革新，甚至把近年来的某些戏剧改编一律驳斥为庸俗。

    变化、进步、再变化，前提是得到公众的认可，因为艺术的魅力就来自于艺术家与公众的合拍与共鸣。公众的需要自然就是市场的需要。文化艺术怎么可以一脚踢开市场呢？有一种托词说艺术家们要像贵族或者古代的“士”一样，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才能不为稻梁者谋，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难道饭碗与命运依赖于行政拨款，就不是为稻梁者谋了吗？由行政机构划定的文学管理模式必然是一个小圈子，只保证极少数在“圈子”内的文化人的权益，无法代表“圈子”外和民间的基层文化人的权益，这种针对面狭窄的管理方式，有可能造成现行的文化体制不是良性运作的竞技场，而变成一场利益博弈场。

    当然，文化艺术不是单纯的商品，不能简单地一推市场了之。但摆脱行政管理的过多束缚，让文化人在市场中历练，再将思想的结晶与创作的成果交由市场的认可，这是文化发展应走的道路。（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