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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4日第十届全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爆出丑闻：2000年奥运会冠军、辽宁选手孙福明在教练刘永福的授意下，站着被对手、解放军选手闫思睿轻轻一推，就主动倒地，裁判当即宣判闫思睿以“一本”获胜。

　　这场“假摔”比赛被媒体称为本届全运会开赛以来的最大丑闻。

　　其实，类似的事件在此之前早已出现，只因孙福明的名气特大，其“假摔”才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而由这一事件引发的议论也非常热烈。其间，刘永福教练自然成了议论的焦点、批评的主要对象。

　　刘永福的错误是确定无疑和显而易见的，但错误的根源不在刘教练。

　　在哪里？在于制度。

　　笔者认为，该事件是相关制度积弊的一次暴露。

　　积弊之一是重赏。

　　重赏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大概始于1984年奥运会。此后，历届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对获奖牌运动员的奖赏逐渐加码。不可否认，重赏有其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需要竞赛成绩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树立民族自信心而我们的运动成绩却处于较低水平的时候。但是，一味地拿金钱和荣誉来刺激运动员和教练员，最终必然适得其反。多年的情况已经表明，为了争得金牌，一些运动员可谓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贿赂裁判、赛场打架、殴打裁判、中伤对手、服用兴奋剂等现象屡屡发生而且花样不断推陈出新。原本公平、公正的竞赛场，常常成了乌烟瘴气之所。据14日的广东卫视报道，在十运会赛区赛艇停放场，部分价值不菲的赛艇莫名其妙地被人砸伤撞损了。这到底是谁干的，出于什么目的？

　　积弊之二是保姆式的体育训练和管理体制。

　　我们的运动员都是国家集中培养、专门用于比赛的专业技术人员。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市县级，运动员都属国家的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病、老、死等，全由国家包揽，他们训练的场地、设备和教练、陪练，以及生活、学习等方方面面，均由国家安排和无偿提供，他们只顾训练和比赛。可以说，为了运动员出成绩，旨在为国争光，国家毫不吝惜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因此，世界和各国的运动员都十分羡慕中国同行。这一被称为“举国体制”的保姆式体育训练和管理体制，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它对于集中资源，快出成绩、早出成绩，是非常有效的。可是，这一制度也助长了一些运动员的娇骄二气，作个或许不怎恰当的比喻，那就是运动员与其成绩属卖方市场，求运动员出成绩的愿望硬是把他们给宠坏了。

　　积弊之三是双计分制。

　　在孙福明与闫思睿比赛之前，十运会的拳击比赛就出现了不少省市选手在遇到解放军选手时弃权的场景。究其原因，是赛会采用的“双计分制”。根据这一办法，一名代表解放军代表团比赛的某省市运动员夺金后，解放军和该省市代表团各计一枚金牌。闫思睿是辽宁输出的动员，她得了金牌，解放军和辽宁均可在金牌榜上添一金。所以，孙福明“假摔”让闫思睿得金牌，对辽宁代表团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对于孙福明来说，刘永福在赛后说，她也同样可以“享受金牌待遇”。然而，这样的“比赛”毕竟违背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违背了公平竞赛的原则，违背了运动员的意愿，而且愚弄了广大观众，侵害了他们的竞赛欣赏权。尽管16日下午赛会重新组织了孙福明与闫思睿的比赛，但重赛不能弥补观众心中的遗憾，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比赛弄虚作假的问题。

　　双计分制还可能滋生体坛腐败。

　　假打、假摔、无故弃权等非正常现象的发生，源于“双计分制”，而“双计分制”只是竞赛成绩的记录，是奖赏的依据。所以，归根结底，竞赛场上的作假行为，是金钱、荣誉等奖赏刺激所致。刘永福教练14日下午在孙福明与闫思睿“比赛”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一番话对此作了很到位的注解：“你做生意一年赚多少？一个全运会金牌能拿几十万呢……”还是利益的驱动啊！

　　然而，谁又知道含金量如此之高的全运会冠军的“谦让”，其背后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呢？

　　体坛丑闻损害了公众利益，毒害了社会风气，已经到了非消灭不可的地步了。

　　然而，靠什么叫体坛丑闻绝后呢？

　　既然它源于制度弊端，因此,要根除它，就须从制度入手，改革体育训练和管理体制，制订更加公平合理的体育人才培养和竞赛机制，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竞赛氛围。 （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