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按理说，作为政协委员，提什么建议是他的自由，但媒体有责任提醒：委员的提案不能过于脱离实际，人为地制造不和谐的因素，形成一个城市内部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抗。这些年，名人富人违背计划生育的现象保受舆论诟病，当这种现象在政协里出现了“代言”，我们不能不警惕。]  

    人口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失调、人口素质偏低，现行计生政策是否可作适当调整？2月3日，在广东政协会议上，省政协委员、茂名市政协副主席陈国隆提交提案，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精英约束大”，建议在深圳市试点施行“奖一，放二，禁三”，出台深圳户籍人口一对夫妻最多可以生育二个子女的政策。（2月4日《南方都市报》）

　　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呼声由来已久，但从来没有像陈委员呼吁的这么有针对性——180万深圳户籍人口；这么理由直接——避免约束深圳的精英；这么大义凛然——有助于巩固深圳改革先锋的良好形象，提高深圳魅力，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深圳市的整体人口素质，支持深圳市的经济结构调整。

　　按照陈委员的计划，第一步便是大力宣传先在深圳市试点施行“奖一，放二，禁三”计生政策的现实困难及长远意义，营造积极氛围，争取全省人民对试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建议很具体，但作为对一项基本国策的局部调整，真的要搞什么“奖一，放二，禁三”试点，恐怕光有广东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全国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然而，“试点”的理由充分吗？能说服全国人民吗？我看未必。

　　道理很简单，经济特区可以有，“计生特区”却绝对不可以有。计划生育不是经济改革，可以让一个地区率先去闯，搞好了向全国推广。计生政策有关社会公平，莫要说试点建议只包括了“180万户籍人口”，即便包含了全深圳的1300万人，也无法获得试点的正当性。况且，既然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那么这个自变量便应该是全体深圳人民，拿180万户籍人口以此说事儿，显然有自欺欺人之嫌疑。

　　一周前，针对少数人提出的“放开二胎”的说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当前“放开二胎”，风险非常大。根据大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慎重的考虑，在“十一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显然，如果深圳可以搞所谓的试点，便是最大的动摇：有户籍的生的，没户籍的为何生不得？深圳人生得，佛山人为何生不得？广东人生得，黑龙江人为何生不得？

　　老龄化、性别比等问题是全国性共有的，应对措施不可能依靠“政策差别”；经济特区特殊背景下可以搞，生育特区却是什么背景下都不能想。即便如同陈委员说的那样，现行的计生政策是否会造成中华民族总体素质的‘逆淘汰’，值得警惕，但解决这道难题，却不能寄希望于搞个“计生特区”试点来，给以小部分人特殊生于政策做试点，只能令多年来积聚的“计生共识”迅速瓦解。

　　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陈友华教授曾经指出，生育政策的频繁变动是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探讨规避老龄化等矛盾的时候，必须对这种“频繁变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有足够的重视，必须对所谓的“试点”对民众的心理影响有准确的估计。陈委员说，在深圳市试点施行“奖一，放二，禁三”计生政策，有助于巩固深圳改革先锋的良好形象，提高深圳魅力，吸引优秀人才——靠允许多生来提高魅力，吸引人才，保持深圳的形象优势，是不是有些失掉优势乱投医之嫌疑呢？
   
　　按理说，作为政协委员，提什么建议都是他的自由，我们不该过多指责。但媒体有责任做个提醒：委员的提案不能过于脱离实际，人为地制造不和谐的因素，形成一个城市内部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抗——网络上，这条新闻的跟帖里面已经有了谩骂之声，便是此种忧虑的明证。中国的和谐首先在于傲慢精英与正在崛起的草根之间的和谐，这些年，名人富人违背计划生育的现象饱受舆论诟病，当这种现象在政协里竟然出现了“政策代言”，我们不能不警惕其很坏的社会影响。陈委员的建议虽然有些“离谱”，但莫要忘了，一旦逐步形成强大的声音，也有可能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些城市对私家车的“限小”政策不就是这么从离谱到“靠谱”，最后奏出声来的吗？（编辑：东雪）

　>>>>>>有话要说，欢迎进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