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支由22人组成的法国登山队在攀登尼泊尔西北部海拔6981米的康古鲁峰时遭遇雪崩，除了4名尼泊尔挑夫获救外，7名法国登山者和另外11名尼泊尔人全部遇难。
接触户外领域久了，虽然自己不怎么常玩，心情却很容易受那些山难事故的影响。2005年中国西藏登山队在迦舒布鲁姆遭遇事故后，我们通过跟随藏队进山的新华社记者在第一时间对他们做了采访。遇难者仁那的妻子此时正在珠穆朗玛峰顶捡拾旁人遗下的户外垃圾，她在为人类向大山赎罪。可是只在一瞬间，便天人永隔。
惋惜的并不是攀登14座8000米高峰之路的戛然而止，而是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陨落的悲叹，仁那的妻子直到今天都无法从伤痛中解脱出来，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儿啊。藏队无论在个体自身条件、技战术能力、团队合作意识、登山经验，还是应急反应能力等方面都在中国乃至国际山坛首屈一指，连他们都无法避免意外的发生，可见户外运动中的隐患，真是无处不在。
正说着这事，噩耗便接踵而至，2005年底，失踪五日的三名德阳山友中的两具遗体在康定田海子山5200米的C1营地附近被找到了。三名山友“人民”“小牛角”“均哥”无一幸免。沉闷和哀伤的气氛在编辑部扩散开来，而更多的则是哀伤后的反思，于是我们便有了这一期，关于户外安全及营救的专题。
户外安全的问题被讨论得很多，却始终无法得到人们的相应重视，这很是让人纳闷。北大山鹰社折翅高空曾经轰动一时，但无论当时的社会反响有多大，总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争论了这么多年，户外运动中的意外事故还是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之趋。
在雪山中遇到突然降临的雪崩、暴风雪、雷雨被困，人们便会强调“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高空救援能力”，于是这便成了山难的“理所当然”。不能说这种辩解完全错误，但我们对于安全问题在户外运动中的重要性确实认识不足，踏上征途之前，更多朋友考虑的往往是有趣的历险、美丽的景致、显摆的空间以及“艳遇”的不期而至。
我去三峡的巫峡段游玩时，曾看见许多写着凭吊文字的纸条，他们被石块压着，随风飘荡。四年前，绿野户外的农人在这里遇难，于是从全国各地而来的驴友，都会自发地留下这些感人的祭文，怀念他们不曾谋面的朋友。我常常乐意去问他们，写下这些文字时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悲伤是免不了的，有时还夹杂着对生命甚至宿命的感性理解，但又有多少是之于安全的自我警示呢？很少很少。
我们缺乏完善的救援手段，于是我们低头反思，但拥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救援技术和设施的美国人也在反思，他们担心正是由于越来越成功的、足以写入教科书的一次次营救行动，反而会让那些轻率的人们更加有恃无恐，从而招致更多的意外。
专业搜救队成员Dan Burgette在成功拯救出美国大提顿山国家公园遇险的13位业余登山队员后说：“有时侯我在想，我们究竟在人们的冒险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好的还是不好的？”一针见血。相比美、加、法、英等国，在安全意识上我国的户外玩家要薄弱得多。欧美许多户外和登山运动成熟的国家，他们对于户外运动的概念是有严格规定的，攀岩者自成一派，攀冰的又有属于他的族群。而户外俱乐部对新手和专家级玩家的划分也十分规范化，不是有雄心壮志人家就会带你玩儿。同时，无论难度大小、跨时长短，前期的策划、准备都异常充分，往往一段五天的穿越他们会好好折腾五个月用来规划筹措。
同时，这些国家又有着一部分追求极致的户外人，对他们而言安全性在极限挑战的愉悦感面前微不足道，他们热衷于没有保护措施的徒步登山和极深海域的潜水探险——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忽视安全，只是冒险精神使然。在向死神下达战书之前，这些人会尽力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处处谨慎小心，而不会因为危险知难而退。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们往往技术高超、身体强悍、胆大心细、心理素质犹为过硬。自然的，他们在户外运动中的事故发生率也就不那么高了。
在我国却不是这样，专业技术能力的欠缺，加上在户外运动中玩乐心偏重，这促使我们往往会选择较为简单、安全的方式实现远足。但意外是不伺时机的，正因为本身难度低和危险性小，参与者便不怎么重视，经常麻痹大意，意外事故也就离他不远了。
在高强度、高难度中发掘真正的户外精神是我们倡导的，挑战极限而不是走马观花地玩玩闹闹，那才是户外人的追求，但这点毕竟与保障安全互不矛盾，当救援不再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快乐也就不再遥远了。
让我们进入这期的专题吧——以生命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