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50英尺厚的冰面上来回攀行，探寻着每一个方向。惟一的希望是找到六小时前我们用冰锥固定的绳子。
尽管明知无氧登顶生还的几率是1：5——相当于俄罗斯转盘的获胜几率，人们也宁愿拼尽每一份体力和精神对抗这令人畏惧的高山。
我的视线沿着各种路线由南面往上，不断目及的是难以克服的悬崖和峭壁，每条路线都遇到看起来不可征服的障碍，把我想像中的攀登阻断。
审视自己踏上顶峰的痴迷和冲劲，我开始想，真的登上K2对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而攀登者的人生又会因之如何改变。
我被山玩弄于股掌间，就像被猫猛追不舍的老鼠。
我要逃离地狱
一想起在K2南侧27500英尺无遮无挡的冰坡上露营，我的精神就为之一震。我和我的俄罗斯同伴伊戈尔·本金一直在徒劳地寻找能够拯救我们的冰锥固定点。
我们在50英尺厚的冰面上来回攀行，探寻着每一个方向。在夜晚的那个时刻，我们惟一的希望是找到六小时前我们用冰锥固定的绳子。刺骨的寒风使我退缩，我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御寒，在随后的18个小时中我一刻不停地移动着。
在山顶上的两个月，我和伊戈尔体内的脂肪储备被全部耗尽，连我们的肌肉都为支持大运动量消耗着。我俩心照不宣，找到那条绳子是我们逃离这个地狱的惟一方法。
山中之王
黑暗逐渐笼罩K2那8611米的峰顶，我对抗着阵阵袭来的恐慌，挣扎着保存最后一丝希望：在黑夜完全降临之前我们最终会找到那条生命线。
我已将一小时前登顶的喜悦彻底地抛之脑后，惟一的想法就是找到那根绳子。我对此坚信不疑，我敢打赌我身体里、大脑中每根活着的神经都赞成。那一个夜晚，每一个细胞都全力地支撑着我的身体。
我们居住的星球有着无数的山峰供攀登者选择来测试自己的实力，其中K2在全球登山者心中的位置尤为突出。尽管它不是最高的；不是最需要技巧的；并非最接近极地的；也不是最陡峭的，但它异常神奇地将这些因素兼容并蓄。综合各方面的特质来看，K2仍是众多登山爱好者魂牵梦系的“山中之王”。
究竟K2拥有怎样强大的吸引力促使众多登山者突破自身的极限向它发起挑战呢？尽管明知无氧登顶生还的几率是1：5——相当于俄罗斯转盘的获胜几率，人们也宁愿拼尽每一份体力和精神对抗这令人畏惧的高山。
1954年，也就是英国人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仅仅一年后，一支异常强大的意大利登山队第一次征服了K2.
几乎没有一条攀登的线路
攀登中，队员们必须克服海拔6100米至7300米段险峻的岩石和混合地形，这样的挑战对于其它简单的路线，甚至哪怕在8000米的高峰也不会有。
紧接着是一段长达600米的险象环生的雪坡，延至海拔7900米的山肩。最后是冰岩混合的顶峰。对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登山队来说，它的顶峰可遇难求。半个世纪之后，先后有198人征服了K2，而珠穆朗玛峰的顶峰留下了超过1700双的脚印。
1983年我第一次目睹K2，大为震撼。我们雇来了50名搬运工排开长蛇般战线挖壕沟，我整天在望不到尽头的雪壕里艰难行进。那是在五月初，攀登巴尔托罗峰还太早，但我们想利用六月的大好天气尝试新路线，攀登迦舒布鲁姆山四号的西北山脊。
对于K2，那天我知道自己会看到它的，我暗自等待着它向我扑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达康科迪亚，终于，K2映入眼帘，我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它的不加修饰的美令我沉醉。
我带着憧憬远眺顶峰：“踏上顶峰，那该是怎样的感觉啊……”然而攀登它的困难像未解的谜面一样立刻浮现。我的视线沿着各种路线由南面往上，不断目及的是难以克服的悬崖和峭壁，每条路线都遇到看起来不可征服的障碍，把我想像中的攀登阻断。
自从三个远征队从四个不同的方向登上K2后，我对顶峰的敬意吝啬起来，与之密不可分的是一种永久的不信任感。审视自己踏上顶峰的痴迷和冲劲，我开始想，真的登上K2对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而攀登者的人生又会因之如何改变。
每一次攀登，它都挑战我的极限。每一次，我的最大努力都还不够。1989年和1994年两次从巴尔托罗冰河下降后，两个月内我都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我被山玩弄于股掌间，就像被猫猛追不舍的老鼠。
高山没有应允
我的首次尝试是在1989年，我们被暴风雪困住数周。劈头盖脸的风雪把我们阻在半路上。正当我们感到那是个休整的好时机时，又一场强劲的暴风雪摧毁了山腰窝。50天的努力将人拖垮，我们无功而返。然而，我有种直觉，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每次的尝试中，我都努力践行生活所教会我的一切以求生存。一同攀登K2的队员有美国人、巴基斯坦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攀登中我不得不学着做到有耐心，尤其当队友的行为令我难以信任进而产生敌意的时候，耐心变得尤为重要。
我得找到办法释放自己的痛苦和顽固。无论在不在登山的时候，我都得原谅自己的非理性行为，都要耻辱地忍受我的无能，以适于解开复杂的自我的结。最多的，在我燃起找到成功路线的希望之前，在我学会了原谅自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之前，我不得不接受、拥抱我的失败。
在我攀登这一庞然大物的每一次尝试中，身边都有人遇难。我的经历并不特别。成功与否，从K2下来的人无不百感交集，但谁都会如释重负。到达顶峰后努力寻找下山路径的时候，我分外清楚许许多多身临其境的登山者都会发誓再也不愿回到大山，只要高山答应这最后一次让他们活着回去。对于太多的人，这一乞求高山没有应允——就像回去的人没有遵守承诺一样——他们的尸骸至今封冻在陡坡中。
K2的攀登线路
神秘不驯的K2有着诱人的山脊、未知的峭壁、不被征服的岩面，吸引着也嘲弄着世界的顶尖登山者。1994年，我曾和沃伊特克·库尔蒂卡（Voytek Kurtyka）、克日什托夫·维利奇（Krzysztof Wielicki）尝试攀登过西面的“镰刀”（“Sickle”）路线，至今未被攻克，右边巨大的“桶”（“Barrel”）岩亦然。
东面也在等待着征服。1989年，由埃迪·科布穆勒（Edi Koblmueller）带领的奥地利队由最右侧的山嘴所做的攀登卓有成效。他们差一点就成功地突破了冰塔障碍。我曾听到哈萨克族登山者谈论北山脊左侧正北面的一条路线。
“正点”（“Just”）路线在“日本北山脊路线”26000英尺正上方，直通顶峰，征服它将是最大的成就。尽管有了GPS卫星、数码成像、即时通讯的日常使用，我们仍然未能发掘K2隐藏的全部秘密，未能揭开它的一切难解之谜。及至2004年，全世界的登山者仍然一致赞同攀登K2的险峻，即便是从最简单的路线“阿布鲁齐”（“Abruzzi”）上去，也艰苦卓绝。
等待启迪之途
在夸大其辞盛行的当今，在比较被错误地认为是陈腐的时下，在含糊的、人工的成就受人瞩目的世界，K2依旧不容忍虚饰的能力。让自己的肉体与意志迎接它的挑战让我们有了归属感，感觉到自身的价值。
K2，如同任何的荒野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带着敬意珍藏这一切，它会给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宝贵的视角。我们踏上了21世纪的征程，在我们的文化里保存住K2顶峰的象征至关重要。高山不会让我们失望，只要我们在倾力奋斗与力所能及之间把握和谐的关系。寻求自我提升没有捷径可走。这是漫长的历程，不乏艰辛与痛苦。登山中的一次次尝试引领我们发现未知的地形，通往K2的道路直到今天仍是一条等待启迪之途。
本文作者卡洛斯·比勒（Carlos Buhler）曾多次征服海拔8000米级的顶峰，包括K2、珠穆朗玛峰、道拉吉里峰和卓奥友峰。他曾于1988年攀登干城章嘉，为攀登此峰的美国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