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年代，对今日的中国青年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这个年代中，他们第一次接触了流行，第一次理解了开放；他们在这里形成了并不完全的价值观，并将此伴随一生；他们懂得了隐忍，学会了坚持，很多年以后，他们才明白，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最宝贝的财富。
这就是1980年代的中国。30岁上下的人大抵对此记忆犹新，甚至更愿意将那个逝去的岁月称之为“黄金年代”——而不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社会大方向的风标，流行元素始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心魇。
1978年是转折性的年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在忙碌钻营中出走
1978年前的30年里，中国人被西方世界形容成“蚂蚁”，落后、渺小、灰头土脸、唯唯诺诺。是这样的，从空中望下，大街上满是四色的“蚂蚁”，灰、黑、蓝、绿，再无其他。
社会上再有地位的生意人，衣服也无非在白衬衫、中山装和毛服间游走，平头百姓更是视一件“的确良”为体面的行头。毛脚女婿头一回上丈母娘家，拎上两包土产、一对鸡鸭，已是莫大的面子。
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在为三大件“奋斗终身”——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让多少人兴奋许久，然后是14英寸彩色电视机、摩托车和洗衣机。于是历史记录下了第一批名牌的概念，“永久”“凤凰”“熊猫”……
可是这样的日子总得走出来。庆幸的是，我们只花费了十多年，并在这十多年中，拥有了足够多的、值得回味一生的经历。如今的三大件已经是别墅、名车和美女，如今的毛脚女婿动辄以豪宅相赠而遗失了当年可爱的拘谨，如今的我坐着出租车在街上闲逛，一整天都见不着重复的衣裳……
最纯正的顽主
会回过头来追忆1980年代的似水年华，并为之感动的人们，定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变迁并留下过历久弥新的烙印的。
也许他已经开上了奔弛，但一定会记得街道上稀稀拉拉的破“巨龙”；也许他勇敢地在众目睽睽下当众向漂亮的女友求婚，但一定会记得在那个青涩的年代中偷偷摸摸的恋爱；也许她每天换着心思打扮着属于自己的布尔乔亚、波希米亚风格，但一定会记得在夏天被衣服包裹得捂出痱子的年头。
对整个1980年代最有感情的，应该是那些“70生人”。他们的儿时游戏，沙包、秋千、皮筋儿，多数已经成了灭绝的古董；他们目睹港台流行乐的平地惊雷，并不自觉地成为追星族的一分子；他们捣腾一切可以捣腾的东西，作倒爷开饭店诈唬老外；他们听摇滚读王朔，喝啤酒打排球，跳交谊玩霹雳……
王朔的《顽主》记录下当时的人，1980年代的那群人曾经被视为痞子，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了最经典的弄潮儿，最纯正的顽主。怀旧的话题，对今天的人来说，未免有些半生不旧，但对那些乐意在早已遥远的记忆中翻翻拣拣，并常能拾些珍贝的人来说，则是恰到好处的慰藉。
户外的“围城”
走过文革的长者常说，20前的社会，和今天并无多大区别。也许是的，我无法辩驳，因为更早的变迁我无缘得见，只能在尚未老去的记忆中径自沉醉，如果说这是“矫情”，那么愿意这般矫情的人一定很多。
有时候会想，为什么物质上匮乏得多的年代，给予人们心灵的撞击和冲刷，却是如此强烈？如果你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或者已经找到了答案，都不妨和我们一道，静下心来慢慢回味当时的原味。
有一点无法否认，吃一锅饭、赶一趟车的年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年前，流行的东西总是流行在所有人的生活中，没有阶层划分、没有思考沉淀、更没有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需求。
钱钟书道出了“围城”，外面的拼命想挤进来，里面的又总算计着要出去。1980年代的人们正是这样，漫无目的地在外游荡，开朗乐观地寻求着自己的目标和归宿，到底还是在内心呐喊“我想有个家”。汹涌澎湃的户外风潮，混乱不堪却五色斑斓，一身流气却绝对是真真实实的快乐。
到了今天，孩子们甫一出生就拥有了父母准备好的一切，时日久了便想着法儿可着劲儿往外跑，于是就有了看不见的“围城”。
我们不能评判1980年代的社会和今天的这个究竟孰好孰坏，也不能简单地定义时代的进步抑或倒退。总之变化发生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是必由之路。
只是心里仍然会怀念，歇斯底里地、充满崇敬地怀念，一如美国人怀念属于他们的1970年代一样。也许若干年后，人们遗忘了曾经火热过的流行，遗忘了那般朝气蓬勃的日子，遗忘了明媚的阳光穿过洁净的玻璃窗的美好，于是他们也就遗忘了1980年代的最后一张泛黄的相片。
倘若我们不用文字缅怀那个时代，我想，我们会在将来，责怪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