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军,重庆人,中国当代摄影学会执委,中国画报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创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四川画报社社长,《四川画报》总编兼《新潮》生活周刊总编。
记者手扎:采访王达军老师是从热闹的FIAP大会开始的,在国际摄影艺术联合展会上,王老师是本届两大双年展的五位国际评委之一,因而忙得不可开交。见到我之后,他异常热情地带着我去观看他的九寨沟摄影组照,并跟我详细解释着每副照片的创作经历。这时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妈喊我们:“请不要挡着,我要拍照。”我们于是各自闪开,看着她很认真地用数码相机翻拍下王老师的作品,这个场景饶有趣味,我俩不禁相视一笑——采访就在这样欢快而轻松的气氛中像旋律一样流淌开去,年过五十的王老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鼻子就微微翘起,有着孩童般的天真和调皮。

黄龙冬景盆景池

树正群海

布达拉晨光

草原帐篷城

古格遗址

日出黑城

孤影

夏诺多吉神山

纳木那尼夕照

黑城遗址

沱沱河落日

黄龙五彩池

黄龙映月池冬

黄龙争艳池

长海

熊猫海春雪

诺日朗冬瀑

芦苇海

火花海秋色
西部风光的开拓者
“虽然风景永远都在那里,但大自然千变万化,经常能给你措手不及的惊喜,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奇迹。”
17、8岁的时候,王达军便入伍当了兵,那是1970年,他被分去了四川的汽车兵团,专门跑川藏线,他因此第一次接触到了让人感到震惊的西部风光:这是一条在当时被称作“西部奇路”的极其恶劣的路线,泥石流、塌方、风沙、暴雨冰雹……任何想的到想不到的自然现象在这里每天发生着;这同时又是一条中国最美丽的道路,沿途的任何风景,都美得让人窒息,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因为哥哥是专业搞航拍测绘的飞行员,1972年,年轻的王达军开始学习摄影。第一部相机是哥哥买来送他的:海鸥4B,胶卷也全部由哥哥提供。王达军坦言自己当时非常幸运,因为摄影在那个时代是异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当时一卷胶卷一块八毛多钱呢,这是什么概念——一斤猪肉才一毛钱一斤,一卷胶卷能买好多斤猪肉呢。不过还好我哥哥在那个时候算个'大款',他工资有六十多块钱,都是他支持我。“从开始人物、景物什么都瞎拍,慢慢王达军把镜头瞄准了他经常奔波的川藏线,他也在无意识中成为中国最早拍摄西部特别是西藏风光的摄影人之一。
1976年,王达军拥有了新的武器:德国禄荣的双镜头相机。这时的他也因为摄影爱好被提干成为他们汽车团的新闻摄影记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名正言顺的理由去进行创作。
他开始经常有照片发表在《解放军报》等媒体上——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新闻照片,大部分时候,王达军会利用去各边防站采访的机会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拍壮美神奇的大自然才是他最沉迷和喜爱的事情。
从1976年到1993年退伍的近二十年间,王达军共进藏40多次,跑遍了整个藏区的所有边防站,除了没有通公路的墨脱之外,他的足迹遍布整个西部。这种长期在高寒地区的奔走工作,实际上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比如经常开着国产的北京吉普在无人区行驶,车子坏掉或者迷路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便爬到电线杆上,接通步话机来求援;比如三天两夜不眠不休,赶任务跑几千公里由西藏跑到新疆;再比如1988年他在冬天进川藏,在然乌沟里等着拍军区车队开进来的场面,不想车队被堵在外面,他便在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多度的沟里等了三个小时,冷得脚都完全失去了知觉,但相机还是护得好好的,终于拍到了照片……
回想起这些,王达军总是轻描淡写地大笑着带过:“我是很幸运的,部队这么支持我搞创作。那些根本就不算什么苦,我们是军人嘛,那是军人应该的职责,我从没觉得苦,真的,我一直很快乐、很阳光。”也许正是这种快乐和阳光的态度带给他在摄影创作上的巨大成就,1988年,王达军首次投稿参加全国摄影比赛,就在当年第十五届全国影展上入围了8副作品,获得艺术风格奖,可谓一举成名;一年后他又靠不同作品同时获得全国影展的金奖、铜奖、优胜奖;1992年更是得到中国摄影最高级别奖励——金像奖的荣誉,并在当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摄影名家:众多著名摄影家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位。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西部风光作品带来的,在这数量庞大的西部风光片中,王达军最有感情的是关于珠峰的创作。
1986年,王达军第一次看到珠峰,他被那雄伟的世界第一峰震撼被征服,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激情,“八十年代,普通人想去西藏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去珠峰了。我当时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到这样的地方,更憋足着劲琢磨着怎样把它拍好。”从1986到1991年,王达军年年去珠峰,甚至一年要去好几次。那时候的珠峰大本营什么都没有,就光秃秃的绒布寺,而且离部队基地很远,连登山的人都很少,偶尔能见一两个外国人零星地走动。他时常一等半个月珠峰都不露出来,便每天睡在寺庙旁边一处废弃的破土房里,四面都透风,“到晚上真是冷啊,把衣服、棉被甚至房里能搜罗出来的稻草统统捆在身上,就这么哆哆嗦嗦一直到天亮,然后冲出去拍照。”有次等到天都黑了,太阳下山,按道理该收机器回去了,他还不死心,痴痴地等,结果真让他等出了奇迹——突然出现了地光!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彩色的光束,刚好照射在云层褪去、露出神秘面孔的珠峰上,于是成就了他之后的得奖作品《喜玛拉雅之光》。“地光对于我们搞风光摄影的人来说不是特别罕见的事,但那一刻它照射着珠峰,这个就很千载难逢了——这就是搞风光摄影的最大魅力,虽然风景永远都在那里,但大自然千变万化,经常能给你措手不及的惊喜,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奇迹。”还有一张照片让王达军非常珍惜,那就是他1991年拍摄的布达拉宫全景。当时是藏历四月十五,藏族最盛大的纪念释迦摩尼佛祖的“萨葛达瓦节”,这一天拉萨全城十几万居民和从四处赶来的信众将围着拉萨城转上一圈,到处都是燃烧着酥油、糌粑等的玛尼堆,全城被燃起的缥缈的桑烟包围着。
王达军早早地预料到届时的盛况,激动的他半夜便去了视野最好的药王山,当时全城戒严,由武警把关不准人上去,王达军就给武警看自己的记者证和中尉徽章,这才顺利上去并拍下了非常有冲击力的在烟雾弥漫中的布达拉宫——这样的照片在如今看来已经是空前绝后,随着布达拉宫周围的建设变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景致,更不要说还有这样宏大神奇的宗教场面了。
或许正是这张风光照片所蕴涵的丰富人文意义带给王达军的启发,到九十年代初期,当西部风光开始成为众多摄影师疯狂追逐的热点的时候,王达军选择了从风光创作往人文创作上的改变。
巅峰思考,转向人文摄影
“职业摄影师要具有这种为大众服务的精神。”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二十年时间里,王达军在拍摄西部风光的同时不自觉地记录下了大量藏地的原始民俗民风的场景,有些在今时今日已经难以再复,或者规模和原始程度无法企及。比如各地藏传佛教祭祀仪典的舞蹈羌姆(即跳神),彩塑的坟主护法神像,最原始的天葬等……
那些再晦涩罕见的藏地地名、节日、习俗在王达军嘴里都如同自家花园中的花朵一样熟悉和亲切,因为长期在这些地方来回奔波,到后来他去藏地所有的寺庙都不需要出示部队特意开的证明,喇嘛们信任他,让他拍他任何想拍的东西:“因为他们熟悉我。而且我很了解并尊重他们的风俗,别人不能拍的禁忌,我都可以拍,没有任何问题,在藏区我从来没有遇见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王达军跟高原的风和沙子一样来得自然无伪,就像天生是那里的一份子:“当年藏地的人们是非常淳朴的,你拍他们,他们全不在意,自然地干着自己的事情,那种状态特别原始和真实。但现在拍的人多了,就有些就不真实了,他会找你要钱或者有演的成分。”刚开始,王达军偶尔会撞见各地的传统节日,然后进行纪录和创作,之后遇见的节日多了,他便有意识地拿本子把这些节日的日期、形式、特点记下来。藏地的宗教和文化博大精深,多年积累下来,王达军至少已是半个藏地专家,与专业藏学家相遇讨论起问题来也毫不发怵。
1999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康巴风情》的画册,其中详细描绘的一些诸如酥油花制作全过程等藏教人文风情很让人惊叹,“这里面还有我二十年前拍的图片,如今见不到那个场景了。”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很深的作为一个摄影家的职业意识:不仅仅是片面地为了个人的艺术思想、表现和创作,更是要服务于大众,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作品了解到还不为人知的文化。
这种意识强烈地贯穿于他1993年退伍之后的摄影创作中。从那时到1996年,他的创作重点放在拍摄云、贵、川、藏的石窟艺术上。起源很简单,1993年被列为国家图书重点工程的“安岳石窟”题材准备创作,负责这个选题的重庆出版社多方选择后请王达军老师去拍这些石窟艺术品。由此得到的灵感,王达军进一步将拍摄石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拍石窟在技术上并不是有多大挑战性的拍摄,但它很有意义,我将通过自己的拍摄将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记录下来,让更多的国人甚至整个世界知道——职业摄影师要具有这种为大众服务的精神。”石窟的拍摄是个很枯燥和烦琐的活儿,大部分是一个两个地散落在各个小县城或者山野之间,三年的时间他走遍了所有地方的石窟,并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拍摄。记得有次王达军在云南的石钟山拍摄石窟,因为从早上一直拍到下午两点多都没有吃饭,虚弱的他从很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把腰给摔伤了,但他仍然继续坚持拍摄,并且在拍完之后立刻赶到丽江去拍丽江白沙壁画,“当时的那里还停电,借了个发电机,一气拍了两天两夜,然后回家躺了一个月才养好伤。”几年之后,很多地方的石窟石刻已经消失或者损坏了,白沙壁画也再也不准人进入拍摄——王达军对此既痛心又欣慰,痛心那些人文瑰宝的消失和封闭,欣慰自己当时的抢救性拍摄,至少为后人留下了些珍贵的图文资料。
之后他又进行了对四川古镇的纪录和拍摄,并在五年前基本完成了这一题材,王达军跑遍了四川的80多个古镇,着力表现当代古镇人的生存状态:“或许用不了几年,这些古镇人的生活状态就会完全改变,能记录下历史的瞬间,我很满足,这也是我的职责之所在。”我问起王老师当下的创作,他说正在进行着四川羌族和四川道教文化的追踪记录和创作,他说:“羌族是四川独有的民族,文化非常博大精深,他们的建筑、服饰、风俗各方面底蕴都非常深,我已经记录了他们十年,这中间他们正在一步步地汉化,很可能再过十年,这个古老的民族就会被融合掉。”2006年,王达军老师出版了个人画册《四川藏地寺庙》,这是他将近三十年的心血结晶,是他拍摄的800多个藏地寺庙的总结。王达军已经不单纯是从单幅作品的艺术创作角度来展现藏传佛教,更是用大量的、一系列的图片和文字来试图为四川的藏地佛教文化做一个比较完满的诠释和注解。
这其中的精细程度让人惊叹,比如他能统计出四川所有藏地寺庙的不同活佛系统以及它们传承的历史——在这里,摄影已经超出了单幅作品传达的美感和技法,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反映出一位职业摄影师的深层人文思考和艺术底蕴。
还是忘不了风光
“我已经过了东奔西跑四处拍风光的时期,现在我拍一个东西的目的性会很强,我要把它拍透、拍精。”
对于一名以风光起家的摄影师而言,即使强调了人文摄影的创作方向,风光片的创作也是永远难以舍弃的情结。王达军并没有放弃他赖以成名的风光摄影,对此他自有独特的解释:“我已经过了东奔西跑四处拍风光的时期,现在我拍一个东西的目的性会很强,我要把它拍透、拍精。”对于一名生活在四川的摄影家来说,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风景让世界惊叹的九寨沟和黄龙:“九寨、黄龙的风景是世界顶级的风光,在这样的地方拍摄风景片,我没有遗憾。”这一拍就是五年,王达军每年四季都会去九寨黄龙,因为工作很忙,往往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周四或者周五下班走,夜里开车赶到九寨,不睡觉早上便去拍。长期的拍摄生涯让他在成都就能观星相预测九寨的天气,常常晚上七八点在成都看天气好了,立刻开一夜的车赶着第二天一早去拍摄。遇上奇特天气更是不容错过。去年年底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雪,王达军很兴奋地赶往黄龙,接连上去黄龙顶两天都还在下雪,终于到第二天夜里深夜四点,雪停了,雾慢慢地化开,他很兴奋地冲上观景点,终于拍到了雪化瞬间美丽的黄龙风情。
常年在这些地方的拍摄甚至让王达军成为当地神奇的预言家,比如他会知道哪一天黄龙或者九寨的哪一处的叶子会变黄,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某个海子的光影最漂亮……“这不像藏地的节日,我要一个个记在本子上,到了提醒自己。这些微妙的变化都是在我脑子里记着的,绝对不会忘记。”连王达军的妻子这些年跟着他去九寨黄龙都跑出了很深的感情,她说:“年年去,看到一棵小树在同样的位置,慢慢慢慢一点点地长成大树,这让人特别感动。”王达军刚刚推出了一本《梦幻世纪九寨沟》的大型画册。“不光是风光拍得美,还帮助我们九寨、黄龙宣传,将这里的美丽展现在更多民众面前。”从他的话语和真挚的微笑中,我看到了一个职业摄影家的艺术追求和公众意识——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