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社会新闻记者对我说，无论是在哪个方面，欧洲人每报道一次中国就是对他们脑海里有关中国的“文化陈腐观念”的又一次加深。她说得很有理性，而我们却在自慰的快感中继续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2001：交流丧失理性

　　杨晨在法兰克福节节进球奠定了自己位置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遗老哈贝马斯来中国逛了一圈，和一帮以研究和解读他为生的中国知名学者讨论他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遗憾的是当时中国人都在讨论米卢和五星红旗的关系，竟没有媒体去找哈老，搞出一个什么《哈贝马斯谈杨晨》的专访。于是，中国体育新闻界也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学习交往理性”的机会，几个月后，中国足球出线了，只有张晓舟孤独地喊出，“去死吧，意淫家们。”
　　人在集体的欢腾中总会产生一些幻觉，例如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为我们欢腾。即使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也要努力去制造这种感觉来自慰，例如出线之后某些主流体育媒体为了体现自己的“新闻收集能力”而对外国报纸有关中国足球的只字片语的疯狂摘抄，不过是借世界媒体来为自己和球迷读者们的集体自慰助兴。《法国足球》把中国足坛的四大金刚列为范志毅、江津、马明宇和李金羽，《队报》将中国队的主力右后卫写作陈刚，把谢晖在亚琛队的照片放在范志毅的个人简历上，真正说明了欧洲媒体对我们“冲出亚洲”的重视程度。中国队成为了亚洲的第一支出线队伍，这条消息不可不报道。怎么报道？欧洲媒体通常都配上了中国球迷举着红旗或是米卢头像的照片——对于一名普通的欧洲读者来说，这样的版面会让他们首先想到什么？不是米卢、郝海东、范志毅，而是红卫兵……米卢向欧洲人自比皇帝，是我们捧出来的，也是欧洲人有意地问出来的。一位法国社会新闻记者对我说，无论是在哪个方面，欧洲人每报道一次中国就是对他们脑海里有关中国的“文化陈腐观念”的又一次加深。她说得很有理性，而我们却在自慰的快感中继续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并不是说在2001年欧洲人就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足球，只是他们觉得太多的东西认识到了也没什么意思。《法国足球》将中国队出线那一天定格在6月2日，中国队被分到亚洲区 B组的那一天。《沙发中的中国》，这一题目表面意思是中国队轻松出线，背面却在讽刺中国人的出线是在沙发上搞掂的。不过，决定这个神奇签的主角却不是中国人，这篇文章说是“ F IFA和世界杯的那些主办者们”。
　　通常让我们心安理得的一个地方是外国人不怎么看得懂报纸上的汉语，事实上坏事总能传出千里。法国最严肃和权威的综合报纸《世界报》在中国队出线后刊出了一篇以《中国足球的新长征》为题的文章，《参考消息》也对该文进行了全文翻译。但不久后的另一篇叫《中国足球仍没有脱离苦难》的文章却让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哑了火。作者在文末写道，“一个全知全能的官僚足协控制之下的足球联赛里，电视转播费用只占俱乐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哪个企业能够活得下来？”——明眼人的一句大白话。接下来，《世界报》又在关心“吉利事件”了。 F IFA会没有人看大名鼎鼎的《世界报》吗？由此可以说， F IFA也不是不清楚这些名堂，只是他们需要的不是中国足球的清廉，而是中国的参与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我们出线所代表的“实力和意义”呢？在我们狂嗥要冲进16强的时候，普拉蒂尼对我们说，“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考虑接下来的世界杯里能否继续冲出亚洲的问题。”
　　2001年的一些好玩的事也会让我们在世界上声名远扬。在釜山马里奥特酒店的大堂里，西班牙《马卡报》的一名摄影记者一脸坏笑地问我，“米卢的中国知己在哪儿住？”我说，“我们尊重每一个西班牙同行，希望你也能这么做”。《马卡报》的记者的坏笑变成了哈哈大笑。我才发现，由于违背了哈老的“交往理性”原理，我们在国内非常豪迈地说过的一些话翻成外语会让人笑话。而关于我们的一些有趣的新闻，不是别人不知道，不是别人不嘲笑，只是不屑于写上报。
　　11月30日那天，米卢在马里奥特酒店大堂里用自己的多种语言不断邀请欧洲知名媒体记者去“晚餐”、“咖啡”，体现了他对接受专访的渴望，也证明了我们翻译发表过的“米卢专访”无意中否认了米卢的主动性。拉美媒体对米卢总的来说是比较尊敬的，但他们没有神化塞尔维亚人。就像哥斯达黎加教练们所说，博拉的那套东西我们都很清楚。同时中美洲人至少决不会夸奖说“这老头真好”，参加上海 A PEC会议的墨西哥阿兹台克电视台的一名女记者对我说，“我们墨西哥人并不认为他是墨西哥人，博拉是个好教练，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完人（ E s un buen entrenador， pero no es un buen tipo）。”至于她说的米卢为什么不完美，肯定有自己的论据。
　　2001年11月底，汇集釜山的中国记者也在外国记者眼中创造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意义的形象。除了某专业足球媒体报道“郑梦准说中韩可能同组”让很多中国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受到了别人的嘲笑以外，当时中国人相互传闻的“中法打揭幕战”一事也让不少外国人笑弯了腰。尤其是在不少中国记者就这个问题郑重其事地采访外国同行之后，这些外国人聚在一起用自己的语言哄笑我们的无知——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是很多人的快乐和自豪之处。
　　交流理性——在交流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世界同行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世界报》没讲出线的意义，只是说，中国足球离“成熟”二字还太远。2001年，这种忠告我们听得太少，然而这才是世界眼中的中国足球，世界的理性和真实。

2001：平视的角度

　　2001年广泛地被认为是中国年，中国人这么认为，外国人这样说。作为中国年的标志，有两个与体育相关，申奥成功与进入世界杯，也许可以这么说，2001最少是个中国运动年。从大的方向看或者如此，但如果细分就觉得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如此乐观。
　　德比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中国球迷所关注，虽然这支球队也已经过了百岁，甚至比皇马还老。高级办公室里很多看似白领的人在用恶毒的语言痛骂这支球队，因为它在足彩竞猜的场次中刚刚爆冷。讨论德比队的不仅仅是白领，城市的黄领、黑领阶层们也在以前所未见的热情谈论这些垃圾球队。通过一张纸，这支球队往往就意味着一笔可以改变你命运的钱，虚称五百万。
　　自己国家发行的足球彩票，却不竞猜本国的联赛，这在世界足球彩票历史上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虽然有种种的疑惑，但足球彩票本身却近一步拉近了世界足球与中国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在此之前也有很多迷恋国外联赛的球迷，但这与足彩催生出来的球迷完全不同，新一代的球迷没有爱好，他们只是关心钱。当然，钱多了再爱好也说不定。在新一代球迷的眼中，这些国外的球队没有个性的区别。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分为能爆冷的与不能爆冷的。当我们用一种畸形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时，我们看到的肯定是一个畸形的世界。
　　不到广州不知道钱少，不见到魏寒枫总觉得身体不好。过了2001年，我们可以给这首从唐朝时传下来的民谣加上一句，见到伍兹才知道自己派小。2001年，中国请来的最重要的体育明星不是光头的阿加西，也不是常回家看看的瓦尔德内尔，相比他们，大满贯伍兹简直就像一颗恒星。据在场的一个深圳朋友夸张的形容，在那天的观澜湖，有二十多万群众现场围观伍兹挥杆，共18个洞，每个洞口都站着两个加强团。二十多万或许有些夸张，但当时在场的几千名观众大半本身就是星级人马，但这些小星星如齐秦之流都以能讨个签名为荣。在伍兹面前，我们无法保持正常的心态反而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体育界里，和他同一级别的大腕也就两三人而已。看过伍兹我们才算见识真正的球星，就像被巴西男足痛扁我们才算真正逛了一次世界杯。伍兹是一个成功而又幸运的例子，可惜这样的范例只有一个，更多的是倒霉的回忆，比如牛立新董事长，把拳王争霸赛搬到中国来是一个美好而又宏伟的计划，只可惜遭遇了唐·金。在上周我看到了一张照片，1975年唐·金与阿里的合影。从那个时候起，或者更早，这个人一直就是职业拳击的真正冠军，阿里、泰森、霍师傅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的旁边总是能看到这个人物。这是一个成了精的人物，就像米卢，就像郝董，对精灵我们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
　　在唐·金访华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次宴会上，唐·金的儿子唐朝将一件金餐具用完后顺手放到了口袋里。有其子必有其父，牛同学从这件事情上，就应该认识到，在这爷俩身上，绝对没什么便宜能捞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剩饭而已。有时候恒心和毅力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对唐·金坚持到底就是让自己赔了本。现在，牛立新唯一的招数就是起诉这父子俩盗窃罪。与唐·金相比，我们与世界的距离还有两个字：无耻。道德有时候是枷锁，而无耻是必须的职业操守。
　　2001年中国体育的狂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狂欢。希望在几年后，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对于2001年，我们只能说，中国体育还没有能平视这个世界。